主席：

《2023年刑事訴訟程序(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引入機制，填補現時「刑事上訴制度」因控方不能就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可能錯誤作出（1）「無須答辯」判定或（2）「無罪」裁定等情況提出上訴而出現的「法律空隙」，以免造成司法不公。完善法律，堵塞漏洞，是立法會的根本責任。

現時，一般來說，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審理的刑事案件，均有「陪審團」參與。所有經「陪審團」裁定「無罪」的案件，控方不能就該等裁決提出上訴。這項「普通法」基本原則，在香港特區並無爭議，《條例草案》對此項原則亦絕無影響。

然而，事實上，在法官引導「陪審團」作出裁決之前的不同階段（當中包括控方「舉證」完畢後、或辯方完成「舉證」後，或甚至是在控、辯雙方均完成「舉證」及「結案陳辭」後），法官可能基於錯誤理由，在「陪審團」退席的情況下，判定控方提出的證據嚴重不足，被告對控罪「無須答辯」，之後據此引導「陪審團」宣告被告無罪。對此，按現時法例，控方不能提出上訴以糾正錯誤，被告人亦不能再次受審，造成不能逆轉的司法不公。

2021年，有三宗國際販毒案的被告人，因「原訟庭」法官判定「無須答辯」而獲裁定無罪。去年，「上訴庭」在處理律政司司長就此轉交的「法律問題」時，明確指出有關之「無須答辯」判定犯錯，有關法官因此「不當地」取代了「陪審團」的職能，現時卻無「法定程序」供控方就此等錯誤提出上訴，有需要堵塞漏洞。（英國早於2003年透過其Criminal Justice Act作出相關的法律改革）。這是《條例草案》處理的第一種情況。

《條例草案》處理的第二種情況是：當高等法院「原訟庭」在審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時，律政司司長可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選擇由3名「原訟庭」專業法官組成「審判庭」，在不設「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該等案件。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前，高等法院「原訟庭」未曾經歷過以上情況。這是個新鮮事物，需要具「前瞻性」的目光對此進行審視。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在不設「陪審團」的情況下，若高等法院「審判庭」錯誤裁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被告無罪，在現時的法律框架下，也無「法定程序」供控方就該等錯誤提出上訴。案件涉及「國家安全」，法律出現空隙確實令人擔憂。

事實上，按現時法例，在「區域法院」或「裁判法院」不設「陪審團」的情況下，控方可就專業法官錯誤作出的「無罪」裁定提出上訴。根據香港的司法實踐經驗，就「區域法院」或「裁判法院」而設的「無罪裁定上訴機制」行之有效，絕無理由對在高等法院「審判庭」審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作出例外處理，有關漏洞必須堵塞，《區域法院條例》及《裁判官條例》下的既有機制可作參考。 這亦是《條例草案》所選取的方向。本人認為，這是個絕對正確的決定。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條例草案》規定「上訴庭」必須在信納某高等法院「原訟庭」的「無須答辯」判定涉及「法律」上或「原則」上的錯誤時，方可推翻或更改該「無須答辯」判定。

就第二種情況而言，按行之有效的機制，「上訴庭」也只會在高等法院「審判庭」錯誤理解法律，或「審判庭」作出任何「合理法官」在考慮適當因素、並正確引導自己後，均不可能得出的「錯誤結論或事實裁斷」的情況下，才可推翻有關之「無罪」裁定。有關機制，平衡了「國家安全」、「司法公正」和「人權保護」三者間的合理要求。

以上《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有其必要性、正當性、及時性。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