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動議，促請政府制訂「大牌檔文化承傳政策」，令本港傳統飲食文化大牌檔，得以配合旅遊發展繼續承傳下去。當日在會上共有十八位議員發言，只有一位反對，最後議案在大比數的支持下獲得通過，正正證明了此項議題擁有深厚的民意基礎。

當日在會上支持議案的議員，以及官方代表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也一致肯定大牌檔的歷史價值，這點已不用多講了。反而，較為有爭議性的論點是，大牌檔受客觀環境影響，衞生條件欠佳，在香港這個先進發達的地方，是否還值得保留？唯一反對議案的鄭經翰議員更聲言，如果不淘汰大牌檔，即是與社會前進的步伐背道而馳。

我從來沒有否認大牌檔的衞生問題，於動議當日，亦有引述食物環境衞生署收到有關大牌檔（街上熟食檔）的投訴及檢控數字。只是，大牌檔的衞生問題是否嚴重到一個程度必須將之取締？

從數字去看，今年首十個月約有41宗涉及大牌檔的投訴個案及215宗檢控個案，相比其他食肆的數字，我看不到大牌檔的衞生情況顯著嚴重。如果因為一年只有約二百多宗檢控個案，就要將大牌檔取滅，那麼，其他食肆豈非也難逃被淘汰的命運？這種思維無疑是消極及不可取的。

政府要淘汰大牌檔的政策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當時大牌檔生意興旺，炒牌風氣極盛，檔主無限擴充座位，嚴重影響巿容，迫使政府正視問題，立例禁止轉讓牌照；及至1973年政府停發新的「大牌檔」牌，1983年則推出特惠金計劃，呼籲持牌人交回牌照。但昔日大牌檔的衞生問題，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現今香港食肆生態已經大幅改變，大牌檔成行成巿的現狀不再復見，而且本港對食肆制訂了環境安全及衞生的嚴格監管機制，大牌檔也不可例外，必須受到規管。署方收獲的投訴及檢控個案，正好反映監管機制奏效。

無可否認，大牌檔於近乎露天地方製造食物，確實受到客觀環境限制，但現代飲食設施及建築技術已大有改進，大牌檔只要具備完善的配套，限制應該可以突破，衞生問題並不難解決。政府也可採取積極的態度，於居民生活及營商便利之間盡量取得平衡，例如大牌檔選址時盡量選擇較為遠離民居的地方，同時考慮將附近街導規劃成行人專用區，加強地方的去水系統、洗潔、公厠設施，用技術解決衞生、污染等問題，以致各方面可以整體配合。

最重要的是，社會對大牌檔存留問題的取態明顯有所改變。今年五月，逾80年歷史的中環大牌檔民園麵家，因持牌人逝世而被收回牌照，引發了社會廣泛討論──報章社評批評政府手法僵化；文化專欄作家紛紛撰文，惋惜大牌檔文化將會絕跡香港；有團體、居民及學者更一齊上書政府，要求保留大牌檔。香港向被喻為文化沙漠、欠缺身份認同，今次難得上下一心找到共識，認定大牌檔是港人地道的平民文化。我們何不應民所求，檢討及改變既定的政策，將大牌檔予以保留呢？

鄭經翰議員叫我們不要一味跟人尾，發展大牌檔專區，本人實在難以理解。別人值得借鏡學習的地方，為何不可取？況且我們並非要將別人的東西，在不加思索下照單全收搬入香港。本人提出新加坡熟食檔專區的例子，是要說明，為何新加坡政府有膽量、有見識，能將原本衞生條件極差的熟食檔，動用相當於二十億港幣的資金加以改善，打造成吸引遊客的新加坡獨有文化，而香港政府卻做不到呢？

我認同，「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大牌檔恰恰是香港獨有的傳統飲食文化，絕對是「人無我有」，只要加入優良的配套設施，提高衞生條件，同時把原有風味盡量保存，定能打造成吸引遊客跨區活動的獨家品牌。相反，如果我們只一味追求迪士尼樂園等國際品牌，香港只能隨波逐流，欠缺了個性，吸引力隨著其他發達城巿冒起必然下降。

至於有人質疑，香港地小人多，街邊熟食檔並不適宜經營。回應這個論點，必須先清楚自己的方向，我們並非要大力鼓吹中小企蜂擁加入大牌檔的行列，而是要在完善的城巿規劃配套下，讓適量的大牌檔包括現時全港僅存的28間，於專區繼續經營，將此香港特色的飲食文化發揚光大，就如台灣的士林夜巿、吉隆坡的Jalan Alor（阿羅路）或廣州的下九路般。

箇中理念，其實與保留港島區的電車一樣，希望這類有生命的文化遺產，不會因現代化的洪流湮滅，反而可與現代都巿共存並進，給香港衍生一個獨特的社會空間，給巿民及遊客追尋不同時代的感情記憶，這才可凸顯香港的獨特性。

我認同，動議當日不少議員所指，每個社區的情況及需要不同，我們不應一刀切將所有大牌檔原址保留。本人亦一直強調，由政府主導的發展計畫，往往與社會需求有一段距離，故這議題必須帶回各區區議會討論，與業界透徹諮詢，在保留承存的原則下，訂立一個既不擾民又可帶動區內經濟活動的旅遊發展計畫。不過，政府當局首先要做的是，改變現時淘汰大牌檔的發牌政策，繼而制定承傳大牌檔的政策方向。

我要一再強調，飲食界與香港旅遊業是息息相關的。只要有適合的宣傳及發展配套，大牌檔必然有助推廣旅遊業，小本經營的大牌檔得以繼續生存，也可帶旺附近的商店，最終只會達至多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