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提升香港在監管食物安全方面的能力，是社會的共識。所以，我和自由黨對於黃容根議員的「完善食物安全監管機制」議案大致上都是贊成的，尤其是在源頭監管、培訓員工、強化諮詢架構，以及完善香港與內地的通報機制等方面。

食物安全政策必須顧及農場到餐桌的每個環節，食肆及食物業零售作為最後的關口，也不可以例外，黃容根議員的議案在第六點亦是回應這方面的監管工作。我不反對增加資源，完善食物監察有問題的地方，但我們必須先搞清楚，現時在食肆及食物業零售的監管層面存在甚麼問題？如果捉錯用神，將新增的資源用在錯的地方，就隨時會弄巧反拙，故我有必要作出修訂。

巡查

現時食環署是透過風險評估機制，把食物業處所分為「高」、「中」、「低」的風險，繼而將巡查次數定為每四、十及二十個星期一次。根據食環署的數字，2004年衞生督察到全港約萬多間食肆及食物業零售店舖的巡查次數高達276103，但我問過衞生署，同年共有821宗食物中毒的個案，其中532宗是涉及食物業處所的。換言之，每年要巡查食物業處所近三十萬次，花上極大的人力物力，其實有沒有成本效益呢？

事實上，我們沒有證據指出，巡查次數與食物中毒個案有連帶的的關係。反而，當我們仔細地探討，卻發現當局巡查食物業處所時採用的評核標準其實很有問題，例如食肆廚房某塊街磚崩了一隻角也會被扣分的，試問這與食物中毒的關係有多大？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近年食物中毒個案大都是與生熟食品處理及貯藏方法不正確所致；其次就是與食物源頭本身不潔或有毒有關，例如進食深海珊瑚區的雪卡毒魚。

從業員處理食物的正確方法和態度等軟件問題，必須透過教育和宣傳，潛移默化地灌輸給管理人員及前線人員，才會逐漸改善，或許衞生督察在巡查時可以「沉氣」地多講幾句，提醒他們如何正確處理食物，但我們是否可以採用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例如電視廣告、郵寄宣傳單張等，針對性地教育食物業的前線及管理人員，也可以達致同一個目標呢？

因食物源頭問題而引致的中毒個案，例如雪卡毒魚、染有霍亂孤菌的魚缸水等，就更加不可能因為巡查而會減少，當局乃應對症下藥，加強魚缸水及珊瑚魚的源頭監管等，以致有問題的貨源不會流入巿面，才是根治問題的方法。

綜合上述的情況，我深信，常規性的巡查行動其實還有調低空間。不過，大家別誤會，以為我在包庇食肆，要求一刀切減低巡查次數。對於巿民要求提高食物安全的訴求，我絕對認同的，業界也十分願意配合，不過當局應該用最佳的方法達到這個目標，即是善用風險評估制度，於低風險及紀錄良好的食物業處所，減少巡查，以致可以集中人力處理高風險的地方，應付無牌食肆、突發性事件及投訴個案，例如近日連串有酒店自助餐廳爆發集體食物中毒，當局就應該增加人手巡查這些出事的食物業處所，甚至可以日日去巡查，我也不反對，再配合全港性抽樣突擊巡查，本人深信效果相得益彰。我的修訂另一個重點，要求當局簡化行政工作，撥調資源，正是包含這個意思。

牌照

我想順帶提出，除了衞生巡查方面，另一個可以調配資源的地方，就是本人經常提到的食肆發牌制度。我亦已多次講過，本港食肆牌照的安全及衞生規定非常嚴格，小至一片街磚的顏色也要管；申請過程又涉及繁複的行政工作，主要因為有關的法例規則分別由多個部門制定，故申請必須由至少食環署、屋宇署及消防署三個部門審批。其實，本港的發牌制度已經相當嚴謹，而且過於繁複，急需效法各地的做法，拆牆鬆綁，簡化行政工作，這才合理。

監管責任

然而，政府在源頭監管方面的能力乏善足陳，往往為了給巿民盡快交代，便轉移視線，對食肆及街巿零售店舖不斷加強監管，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幾乎將所有問題的最終責任都歸到他們的頭上，這點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時已經講過。

我只想補充，食肆或街巿零售店舖是沒有能力百分百監管食物安全的，例如魚缸水是否有霍亂孤菌，你叫食肆從業員怎可能知道呢？監管食物安全是政府的責任，業界只可以從旁配合，例如業界就很樂意裝設魚缸水消毒設備，但沒可能因為魚缸水驗到霍亂孤菌，就要業界承擔。

香港食物所以不安全，很大程度因為本港是糧食淨進口地區，而食物源頭的監管工作及入口食物的質檢工作未完善所致。為何巿民對香港養殖的淡水魚非常有信心，主要因為我們漁護處會派人專門監督本地養魚場，確保他們不會使用孔雀石綠，魚有皮膚病就教他們如何治理。現時巿民最需要的是，你可以走到內地雞場、豬場，又或泰國、台灣的石斑養魚場，監察食物源頭是否安全。

所以，當局不要偏聽，一味集中監管食肆或街巿零售店舖，而是要將現有制度肥豬肉的地方瘦身，繼而調撥資源，改善與內地溝通及建立供港食物的監察系統、完善海外食品安全的通報機制，並且加強抽樣檢查及化驗入口食物的能力，尤其在批發層面，以致驗到食物有問題時，便可以將整批貨扣押，不用流入巿面，大大減低出事的風險，這才是上策。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