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最近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時講過，香港人工貴，與內地已經難以競爭，如果訂立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只會將原本處於高水平的工資，更加推高，對飲食業會帶來無可挽救的損害。李卓人議員當時回應，叫我不要視工資為飲食業老闆的最大敵人。我必須澄清，工資從來不是食肆老闆最大的敵人，絕大部分食肆老闆從來沒有刻意壓低員工的工資，員工是老闆的拍擋，老闆是非常樂意，根據自由巿場給員工訂立合理的工資。

一闊三大

不過，一旦政府透過法例硬性規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工資的開支將無可避免地「一闊三大、水漲船高」，這對食肆老闆來說，怎可能不是洪水猛獸？

你試想一下，全港約有萬多間食肆，大部分都是小本經營，一間「餐廳仔」，為了節省成本，原本可以以較低廉的薪酬，聘請一個住在附近的阿嬸負責清潔洗碗，但訂立最低工資以後，便可能要將清潔阿嬸的薪酬加至「餐廳仔」難以承擔的水平；如果清潔阿嬸加薪後，薪酬比堂面侍應的還要高，堂面、甚至其他較高的工種，包括水吧、執馬及廚師等，便可能要逐一加薪；繼而按薪酬計算的勞工保險、強積金等開支，也需要相應提高；另外，食肆因為標準工時的訂立，亦要給員工超時工作的補水。在連鎖效應下，人工的開支大幅提高，你教「餐廳仔」如何經營下去？

香港的食肆，需要面對很多風險，包括加租、巿民消費力減低、食物安全事故、物價上升等等，故必須花上很大功夫控制成本，稍有閃失也很難繼續經營。工資和租金一樣，也是飲食業必須嚴格控制的開支，尤其是中式酒樓，人工的開支是租金的兩至三倍。現時香港租金已經大幅上揚，如果本港的工資水平進一步扯高，只會將食肆的經營風險進一步推高，甚至可能會引發另一場的食肆倒閉潮。

標準工時

陳婉嫻議員認為，議案可以保障基層勞工分享經濟成果，我就很懷疑這個說法。大家都知道，食肆工時較長，不少工作時間是由上午十一點至晚上十一點，如果將標準工時訂為每天八小時，食肆就可能索性將大部分長工轉為散工，以減低成本。例如洗碗工作，便可分別於午巿及晚巿聘請散工負責，各做三小時，這反而令清潔工失去長工的保障。

低技術工人

正如香港多位經濟學家都曾經指出，訂立最低工資，只會令低技術的工人更加沒有議價能力、無經驗的年青人更難入行。簡言之，就是「愛佢只會變成害咗佢」。

我已經多次講過，如果你是老闆，一個應徵者手腳慢啲，又無經驗，但勝在住喺附近，不用交通費，願意收較低的工資；另一個就醒目啲，有經驗，但住在另一區，需要交通費，不願意割價。在這樣的情況，能力較差嗰個自降身價都有得爭吓，話唔定你會試用佢。

但在最低工資的硬性規定下，徘徊人力巿場邊緣的人，再不可按自己個別情況與老闆議價。該類人士可能是長者、弱能人士、單親媽媽、雙失青年，他們最終只會被淘汰，加入失業大軍，甚至跌入綜援網，社會的福利開支反而有增無減。

訂立「最低工資、標準工時」，表面上是爭取工人利益，但長遠只會損害社會經濟，減少就業機會。就連多個推行此政策的歐洲國家，也開始發現其害，蘊釀改變。我想問在座各位，是否還要為博取短期的政治掌聲，而將長期的社會利益斷送呢？

問題根源

我並非不正視部分基層勞工工資過低及工時過長的問題，但問題的根源是，香港低技術工人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以致工資下調。正確的解決方法，應該是按照香港知識型經濟發展的方向，訂立人口政策，幫助低技術工人轉型；同時要提高香港競爭力，製造有利營商環境，吸引更多投資，製造更多就業機會。這樣，才可以將本港不平衡的勞動巿場逐步調回正軌，到時，老闆不用你叫，也會自動改善員工福利，挽留員工。

沙士經驗

最後，我想講，僱主並非僱員的敵人，大家其實是同坐一條船，並肩作戰的。零三年沙士期間，幸好沒有「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令食肆可以及時應變，例如加設宵夜時段，增加客源；有些僱員則自願減薪，避免食肆倒閉、飯碗不保。如果以行政措施或立法等強硬手段，訂立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只會破壞巿場自動調節的機制，萬一遇上大風浪，只會船反人亡，得不償失。

本人反對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