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my Cheung

2005-10-28

10月28日《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

主席女士，市民對食物安全的注重必然持續提高，施政報告能回應此方面的訴求，重組架構，設立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強化政府的食物安全監管工作，我和自由黨都是歡迎的，業界亦非常願意配合。

不過，如果當局往往捨難取易，未做好源頭的監管，便收緊零售食肆的規管，要它們承擔最終的責任，如此下去，只會矯枉過正，嚴重損害飲食業和濕街市的前景。

淡水魚事件便是一個明顯例子。當局為平息公眾疑慮，匆匆忙忙修改《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規定任何進口、售賣，甚至運輸中的食物不可含有孔雀石綠，把批發及零售的層面“一條鏈”地都納入規管。雖然條文有免責條款，但如果在食肆或魚販在街市出售的活魚中找到孔雀石綠，也要他們舉證證明自己並無違法才可脫罪。

大家都知道，只有養殖場的人為了謀利，才會於魚塘中加入孔雀石綠，用以治療活魚的皮膚疾病或損傷，確保外觀不受損；但當活魚運到魚販及食肆的手中時，已是準備宰殺的時候，有甚麼理由還要加入孔雀石綠？就外觀而言，尤其是在濕街市，淡水魚已斬碎為十多件出售，有甚麼理由還要加入孔雀石綠呢？他們根本不可能有動機這樣做。老實說，他們亦無法從中取利，故此沒有理由這樣做。

遺憾的是，政府明知有此情況，但為了省工夫，盡快給市民一個交代，便修改一條既有的法例，只在其附表加入孔雀石綠，在不適用的範圍引用法例，完全不顧及孔雀石綠的特殊情況。然後，魚販及食肆便被迫負起責任，隨時因為一條只值數元的鯇魚被驗出含孔雀石綠而要聘請律師，又要翻箱倒籠尋找單據，以證明自己無罪，而罰則是監禁6個月及罰款5萬元。

再者，現時淡水魚的源頭監管措施還未做好，誰也不敢百分之一百保證內地活魚養殖場奉公守法，不會私自加入孔雀石綠；加上進口活魚並非如活豬般只限於認可的批發場批發，當局也沒有設立中央扣檢活魚的機制。在這樣不完全的監管制度下，怎可以要販商和食肆背起法律責任呢？所以，我促請當局盡快明確淡水魚的監管制度，釋除業界的疑慮，並於禁用孔雀石綠的法例上，將零售層面摒除於監管的範圍之外。

此外，我亦想談一談魚缸水。對於當局現正計劃加強魚缸水的源頭監管，我表示歡迎。不過，現時當局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只要在食肆抽水辦發現含菌量超標，有理無理便可以封鋪。這種強硬手段，對政府來說，當然最為便利快捷，但有沒有想過食肆經年累月經營得來的聲譽，卻會毀於一旦？食肆根本不會故意使用含菌量極高的魚缸水，更不會自己加入霍亂弧菌，但由於有需要補充鮮魚貨源，在清理魚缸及魚販連水帶魚放進魚缸時，如果水源本身含菌量超標，即使有消毒裝置，有時候亦未能即時達到可接受的含菌指標，如果剛巧遇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督察來抽取水辦，便會含寃莫白。況且，食物監管工作理應由政府負責，海鮮或海水供應商所供應的貨品是否合乎衞生標準，不應由食肆來鑒定，亦不應由他們承擔責任，當局不應一次又一次將有關責任推給食肆。

因此，我促請當局在推行海水供應商認可計劃的同時，應停止拉人封鋪的做法，如發現水辦不合乎標準，業界自會立即清理及消毒食肆，當局亦應盡快追查源頭及加以查辦，而控制源頭的範圍應該包括海水供應商及售魚的魚販，不應只限於食肆的魚缸。

主席女士，我亦想談一談中央屠宰。當局另一項罔顧業界利益的施政方針，便是推行分區屠宰或減少本地活雞飼養量的計劃。前車可鑒，在推行活鴨鵝中央屠宰後，整個行業已奄奄一息，其實整個行業已經死了，因為現在香港已沒有活鴨鵝出售，最後被冰鮮鴨鵝全面取締。當局是否還要一意孤行，製造另一個西環鴨鵝中央屠宰場的悲劇翻版呢？屆時又會有三四千名零售家禽的從業員，以及數萬名從事農場、批發及運輸行業的人加入失業大軍，當局能否坐視不理？

當局計劃將本地農場牌照許可的雞隻飼養量，由現時的370萬減至200萬隻。當局有否想過這會干擾市場，令雞價大幅上升？全球面對禽流感疫症隨時一觸即發的威脅，各地嚴謹防範，但卻看不到哪個國家採用減少雞隻飼養量的方法。在疫區殺雞固然合理，但疫症未有爆發便減少養雞，“大安旨意”地倚賴其他地方供應，風險由其他地方自行承擔，這無疑是“斬腳趾避沙蟲”、自掃門前雪的做法，表面看來可以乾手淨腳，但實際上卻將香港活家禽市場的主導權奉送他人，最後可能要自己承擔惡果。

其實，當局一直指本港農場的禽流感風險大，農場與民居非常接近，但為何局長不考慮重新規劃，在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開設雞場，並協助雞農提高生物安全的預防措施，防止野鳥入侵，整體提高本地雞農的管理質素？這才是積極可取的做法。

要達至人雞分隔的目標，其實有許多靈活的方法，當局必須三思而後行，如果香港沒有活雞出售，香港“美食天堂”的美譽將難以挽回。老實說，現時全球爆發禽流感，我看不到問題多由雞隻產生，反而全部是與候鳥有關。我常常說局長最好是派發手槍給我們，讓我們看到天上有候鳥飛過時便將牠們射殺，可能沒有候鳥經過香港，我們便可以安全，這不一定是活雞的問題。

我還想談一談巡查次數。對於食物監管的工作，我覺得當局必須適當地調配資源，下星期本會會進行一項議案辯論，所以我亦不想在此詳談。政府數年前每年巡查食肆四十八萬多次，巡查次數更逐年遞減，這是好事，但我覺得次數仍然過多，對食肆而言，是不勝其煩，嚴重破壞營商環境。當局應完善現有的風險評估制度，為每間食肆進行風險評估，然後減少到紀錄良好及風險較低的食肆巡查，以便騰出更多衛生督察，加強食物源頭的監管工作，並且多做一些教育前線人員的工作。

主席女士，最後我當然要提及禁煙。我必須重申，禁煙必定對飲食業有重大影響。我在8月曾聯同兩位議員前往挪威、愛爾蘭及泰國考察當地禁煙的措施和成效。我們每到一個地方皆會向當地的食肆老闆查問，所得答案只有一個，便是生意必受影響，生意肯定沒有增加。有些食肆說沒有影響，有些則說有影響，而說受到些微影響的更多達五成，有些甚至要倒閉，但可惜我們已看不到這些已倒閉的食肆。

我相信香港的情況更令人憂慮，這裏人煙稠密，沒有太多地方可設露天茶座供煙民享用；加上近年跨境來往越漸方便及頻繁，全面禁煙政策勢必大力鼓吹煙民北上消費，本港食肆所承受的打擊將難以估計。飲食業界認同長期吸煙會危害健康，亦願意配合政府的反吸煙政策，只是業界近年面對租金及成本上漲，已經透不過氣，實在難以承受更大的沖擊。

事實上，外國大部分國家都是分階段推行全面禁煙，不會如香港般想一步到位。所以，我深切冀盼當局聆聽業界意見，在推行禁煙政策時循序漸進，給予兩至3年的寬限期，亦應增設豁免時段，准許專門做煙民生意的食肆或娛樂場所得到法例豁免，好讓業界有喘息及“走位”的空間。

主席女士，由於司長在此，我想趁機會多說幾句，因為我上次就營商環境的議案發言時，司長並不在席，而我要說的，其實亦與這個環節有關。司長領導的營商小組主要研究了超級市場及便利店的發牌問題，但現時飲食業亦有兩個牌照存在很大問題，第一是食物業牌照。大家也可能不相信，這些工廠不能懸掛招牌，門口又不能面向街道，光顧食肆的顧客必須在該工廠內工作，但如何可知道他們是否在該工廠內工作？這些牌照規定是在二十多年前訂立的，我希望司長能與業界會面，以瞭解有關的問題。第二，是露天茶座的牌照。我們現在很難找到可開設露天茶座的地方，而且申請牌照的程序太長及太困難。我希望司長特別對這兩類牌照多加關注，我亦希望安排業界與司長會面，以提出他們面對的問題。謝謝主席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