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在這個部分，我想集中講講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問題。關於這兩個課題，我們在立法會已經作出過多次討論，相信各位同事對彼此的立場也已經十分清楚。我和自由黨都認為，假若硬性訂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不但不符合香港整體的利益和長遠發展，更會損害了原先想保護的勞工階層的利益，因為很多中小企老闆勢必會因為支付不起最低工資而被迫結業，屆時工人的就業機會反而少了，隨時「愛佢只會變成害咗佢」。

我記得之前在立法會有同事說過，飲食業是其中一個低薪行業，洗碗雜工和賣點心的平均月薪只有五千多元，所以覺得應該訂立最低工資以保障他們。但其實飲食業內負責洗碗及賣點心的從業員，大多是基層的家庭主婦或無業的長者，他們利用自己的餘暇時間，到屋企附近的酒樓做些散工，在無須花費交通時間或交通費，而且工作方便，彈性又大的情況下，洗洗碗，或者賣下點心來幫補家計。

一旦實行最低工資，則僱主勢必會轉聘質素較佳及較年青的勞工，到時候，可能賣點心和洗碗的也至少要預科畢業、十八廿二的後生仔女，那麼這一班家庭主婦和老人家，還可以有這種散工打嗎？

訂立最低工資，除了很多時會影響上年紀、低學歷和低技術勞工的就業機會外，還會對香港的經濟帶來莫大打擊。我曾經跟很多由外國前來投資的業內人士傾談過，他們時常都告訴我，他們不在本國投資而選擇來香港投資，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當地有規管最低工資的法例，令他們感到害怕。假如香港也訂立最低工資，只會嚇跑了這些外國投資者。

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J. Stigler，於1946年發表轟動經濟學界的論文，他當時已指出，訂定最低工資並不一定能保障僱員權益，因為按他的研究發現，僱主為了迴避支付他認為太高的「最低工資」，會不請或者少請工人，令到整體失業率更高。因此，他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是紓貧解困的拙劣工具」。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施政報告中表示，會於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推行外判最低工資，我們本來是沒有太大異議的，但政府呼籲工商界跟隨，我們則有保留，因為政府提的所謂平均工資有概念上的問題，沒理會平均工資是將最低和最高公資平均化了，會逐步推高最低工資的水平。

我嘗試再舉一個外國例子，大家都知美國有規管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法例，但美國黑工問題嚴重也是眾所周知的。現時，美國估計至少有100萬名黑工，他們的平均時薪較法例規定低，以紐約唐人街為例，餐館黑工侍應時薪平均4.15美元，較紐約州政府規定的5.15美元為低，而黑工工時長達每天12時，每周工作六至七天。美國黑工問題屢禁不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既平又肯做，所以即使明知犯法，很多僱主都為了減省成本而情願以身試法，很多本地工人的飯碗亦因而被搶走。那麼我想請問大家，是否想見到香港因為訂立了一條「表面上保障，但實際上卻害左工人的最低工資法例」，而令到我們衍生更多這種黑工問題呢？

至於最高工時的問題，法國伊普索斯調查公司(Ipsos)去年七月的民調就指出，90%的受訪者支持在工作時間上有多些選擇，包括容許僱員與僱主協商下延長工時。這個調查告訴我們，就連一向被指「好逸惡勞」、公認最懂得享受生活的法國人，也會想工作多些時間，由此反映最高工時制度已不合時宜。而且對於一些時薪計的工人來講，工作幾長時間，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個人抉擇，和與僱主的協商；又或者有些職業，雖然工作時間較長，但其實已反映在他們的人工上，所以我們覺得政府實在沒有必要再叉一隻腳去干預。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