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究竟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是否可以保障低收入的工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研究工資與失業率達40年、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在接受本港傳媒訪問時斬釘截鐵指出，立法訂定最低工資，只會令低學歷、低技術的勞工失業。

林行止

而熟悉香港經濟情況的《信報》林行止，於上月初在專欄連載兩日，中肯評論最低工資的問題，其中也提到：「服務業及僅存的工業，面對本地及內地同業的劇烈競爭、邊際利潤不高，若行最低工資，必有消極效應，屆時受害的可能是力爭勞工權益者所欲保護的低層勞工！」

內外夾擊

飲食業就是其中之一種面對內外夾擊的服務業。

一方面，香港在過去數年，租金颷升、工資上揚，同時油、糖、鹽、麵粉等物價有雙位數字的上升，食肆面對前所未有的成本壓力。另方面，深圳及澳門等鄰近我們的競爭對手愈來愈強，它們許多經營條件比香港優越。

以深圳為例，香港的租金水平是深圳的八倍、工資水平則是深圳的六倍，但本港食肆為了挽留遊客及本地巿民在港消費，只有盡量壓低收費，令致在同類型食肆相比，深圳的收費只是香港的八折。

工資壓力大

有勞工界的議員認為，相比香港的高昂舖租，工資問題對投資者的影響不大。這就錯了，在飲食業，人工開支素來佔很大的比重，一般是營業額的三至四成，反觀舖租只佔一成二至一成半。

我多次指出，如果行最低工資，清潔阿嬸、水吧、執馬及廚師的工資水平便會逐一推高；繼而按薪酬計算的勞工保險、強積金等開支，也需要相應提高。一闊三大，只會令飲食業透不過氣來。

低技術、低學歷首當其衝

繼而引伸的就是要縮減人手，被迫改以散工聘用僱員，如安排清潔散工，在酒家繁忙時間4至5個鐘內完成所有工作。另外，僱主既然要用較高的工資聘請員工，就會寧願聘請較高水平人士。基層的家庭主婦或無業長者，這些低技術、低學歷人士便首當其衝。

人口複雜

其實，香港每區的人口密度和就業分佈都不同，例如在天水圍，居住人口多，區內職位較少，但本區的家庭主婦不介意以較低薪酬受聘，方便兼顧家庭需要；但在尖沙咀，居住人口少，卻有許多就業職位，需要大量的別區人士跨區就業，薪酬待遇自不然會調高。畫一最低工資根本照顧不到每區特殊的情況。

以工種畫一工資也不可能。清潔工人，由掃地阿嬸到抹摩天大廈窗戶的清潔工人，工資也不同，如以平均工資計算，對蚊型食肆經營者就好唔公道。

可見，勞動巿場是不能夠畫一的，必須透過巿場自動調節，以配合不同的經營模式，才可令巿場靈活多元發展。

大批失業工人

可以預期，硬性訂立最低工資，只會令中小企為主的食肆進入劇烈而殘酷的淘汰賽，小本經營、流動資金小、發展未成熟的食肆，一定因支持不住而相繼倒閉，失業率必然不跌反升。

從外國許多國家的經驗話我們知，實行最低工資只會製造一大班低技術、低學歷的失業人士，例如法國就有一大班雙失青年，令致社會長期不穩定。

務實正視問題根源

自由黨一直認為，當局要解決部分行業出現工資水平過低的問題，必須從本港勞工的結構性問題入手，幫助基層勞工增值轉型，並正視愈來愈多低學歷及低技術的內地新移民來港定居的情況。

評論文章

最後，我想讀一篇今日刊出的評論文章首三段給大家聽：

「我一向反對政府插手干預勞工市場、實行法定最低工資。我當過月入港幣六十元的童工。那個時候要是有了法定最低工資，哪怕法定水平是月薪一百元吧，誰會花多四十元僱用我這個不懂事的十二歲小孩？找不到工作餬口，要不是餓死街頭，我便大有可能鋌而走險、作奸犯科了。

我安然避過了這兩個悲慘的下場，因為我有幸當了童工。雖然工資低微，更要每天工作上十多小時，但有兩餐飽飯而夜有一宿，已夠我感恩不已了。

更令我慶幸的，是從工作中學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生得以有個正確的開始，不致墮落於社會邊緣之外，被罪惡黑暗吞噬。要認識事物，又有甚麼比親身經歷來得更為深切？每當有人主張設立法定最低工資，我便不期然想起當年可能墮入的陷阱而不寒而慄。」

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先生。他以親身的體驗，說明了訂立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不單未能保障工人，反而損害工人的利益，令他們連翻身的機會也失去。當局是否應該三思呢？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