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國際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早前訪港，掀起了好一陣子旋風。電視所見，霍金出入有私家看護照顧左右，更有多人協助上落，可謂十分大陣仗。但不是所有傷殘人士均可享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反而他們往往因為身體上的缺陷，出入不便，令他們的工作、社交均大受影響，甚至會因而失去工作機會，令經濟更為拮据。加上要定期覆診，或外出時需要陪同者，故此交通費負擔也就相當沉重。

        因此，我們實有需要在交通運輸政策上，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的優惠與便利，鼓勵他們融入社會，有機會發揮所長。而立法會亦曾多次辯論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這個議題，只是政府在動議通過後，多年來均缺乏明顯的改善措施，說得難聽點，就像泥牛入海、杳無音訊。

        政府指已向殘疾人士提供傷殘津貼或綜援資助，拒絕在公共交通票價優惠方面作出承擔，但公共交通機構又擔心殘疾人士數目，如果界定不清，數目會相當龐大，難以負擔，因此殘疾人士乘搭交通工具的優惠政策，便一直裹足不前。今日我代表自由黨提出修正案，是希望能夠打破這個悶局。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的定義是相當廣泛的，任何人局部失去身體的一些部分，或任何部分畸形，又或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如愛滋病毒、肝炎，均屬於殘疾。有交通機構因此估計殘疾人士多逾120萬人; 若以統計處《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定義，其範圍雖然大幅收窄，但受惠人數仍高達22萬人。

        故此，有必要釐清哪些人才是真正有需要得到票價優惠，例如是否根據小組委員會的看法，以被醫生評為100%殘疾的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以及喪失100%謀生能力的領取綜援人士為標準，人數便會大幅減至9萬5千人。

        此外，我們還要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以免有公共交通機構因為只向部分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優惠，而被指出現歧視的違法行為。

        自由黨相信，只有在釐清受助目標、消除法律上的障礙後，公共交通機構的憂慮便會減少，政府再向這些機構商討提供半價優惠，便可以更快及更有效地為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若動輒以法例要求商業機構提供半價優惠，等於立例強制商業機構做善事，是行不通和說不過法的，亦是對商業運作原則作出不適當的干預。

        另外，很多殘疾人士其實是殘而不廢，有其本身的才能，若因為他們的肢體有缺陷而棄用，便甚為可惜，亦對他們不公平。故此，我們一向十分贊成社會各界應盡力協助殘疾人士，為他們提供合適工作。但如在招聘方面採用強制性配額制度，不問是否有合適的職位，都硬要安插一些殘障人士在公司內辦公，不但對其他求職者不公平，亦會令殘疾人士被他人視作負累，以致難以得到同事的接納。

        而配額制亦會帶來其他問題，例如英國核數處便批評，執法相當困難、行政費用很高、未能真正讓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等。亦有批評指配額制只涉及聘用，而不能涵蓋培訓及晉升方面的歧視，於是英國政府最終在1995年取消配額制，以殘疾歧視法例取而代之，只規定在就業及晉升問題上，對殘疾人士也要一視同仁; 而在德國，有80%僱主便寧願繳交款項，取代聘用固定數目的殘疾人士；在法國，這類僱主亦佔總數54%。

        為何會有上述情況發生？這是因為配額制會大大減低企業聘用政策的靈活性。舉凡公司員工的數目有甚麼變化，必須同時兼顧與配額制配合，靈活性便必然大減。再者，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以我熟悉的飲食業及酒店業為例，對人手需求的變化是十分之大，經常要因應酒席情況聘請幾十人做臨時幫工。我們要用幫工的時間往往只是數個小時，何時要請人又說不定。若硬要聘請一定數目的殘疾人士，除了會增加成本外，隨時會令要服侍食客的員工反過來要食客幫忙，也就絕不可行。故此，應該留有彈性，讓僱主因應本身行業及公司的實際情況，盡量聘用合適的殘疾人士工作才是。

        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去年的「模範殘疾員工獎」和「開明僱主獎」，其中有廣告策劃公司聘請聾啞人士做設計工作，表現優異，僱主表明「除非佢自己辭工，否則唔會炒佢。」而有餐湯公司一半員工為殘疾人士。從這些例子可以見到，只要僱主看到殘疾人士的優點，其實跟健全人士無誤，根本毋須靠殘疾人士配額制度，作出硬性聘用的規定，一樣可以出好成績。

        總括而言，我們對推行配額制有所保留，但就認為，應鼓勵政府聘請更多殘疾人士，以起到示範作用。政府亦應多方面加強向僱主宣揚聘請殘疾人士的優點，甚至推出稅務優惠，並表彰積極響應的僱主，藉此鼓勵更多僱主聘用傷殘人士。

        張超雄議員建議給予陪同殘疾人士外出者優惠，恐怕實行上來時會有不少問題，如實際支出金額可能會十分龐大，且是否只俾固定一個陪同者，單獨前往接載殘疾人士時可否享有優惠，以至計劃如何避免濫用等等，均須謹慎研究。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