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理主席，香港近年發生連串食物安全事故，已令全港市民相當失望。作為飲食界的代表，我也絕對支持加強保障進口食物的措施。不過，我認為要審慎行事，因為
很多時候，魔鬼就在細節當中，一不留神，失去平衡，造成過分監管，便會令業界的生存空間被扼殺、食物價格大幅上揚，又或市民在食物方面的選擇大大減少，那
便會得不償失了。
今天李華明議員的原議案及其他同事提出的修正案，就供港食物安全提出了多項具體建議，但卻沒有提到一個先決條件，便是要先行諮詢。事實上，業界站在最前
線，對很多問題均瞭如指掌，往往比當局還要清晰。所以，我必須提出修正案，強調當局就監管機制進行任何改動時，必須全面徵詢業界的意見。
我一直同意食物安全政策必須顧及農場至餐桌的每個環節，只是過去政府一直捉錯用神，過分側重於從食物零售及食肆的層面切入規管。
所以，我支持致力加強源頭監管及追蹤機制的措施，而近期經常討論的建議，便是立法完善進口機制，並採用定點供應模式及建立食物進口商的發牌制度。
事實上，這種模式在活家禽業早已採用。不過，以活雞為例，雖然法例上只批准內地註冊的供港活雞農場才可進口，但大家不要忘記，至今走私雞仍然是禁之不絕。
去年中秋節期間，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便在茶果嶺貨物裝卸區的兩個貨櫃內，檢獲600隻走私活雞，等於現時每天進口數目的四分之一還多，數量之
鉅，令業界譁然。我深信這只是冰山一角，當局對走私雞的問題仍然束手無策，尤其是雞價如此昂貴。
所以，我擔心如果將定點供應模式及進口商發牌制度，推展至活魚或雞蛋，過往大量從這些渠道以外進口的活魚及雞蛋，將由“水貨”變為“走私貨”。屆時，港府又有否足夠的人力物力來堵塞這些“走私貨”呢？如果走私的情況猖獗，恐怕最終受害的是循規蹈矩輸入正貨的進口商。
當局或可強制只可以在指定的批發場落貨，以便把關。不過，以活魚為例，香港有否這麼大地方可以存放全港進口的活魚呢？即使找到適合地點建設這個集散批發市
場，但活魚批發的運作複雜，來自不同魚塘的貨源經常混雜批發，當有活魚出事時，當局又如何確保能夠追蹤到正確的禍源，而不會冤枉好人呢？
雞蛋的情況亦相同。現時每天進口的雞蛋超過400萬隻，即使說在每隻雞蛋上蓋印，但也會有假印，魚目混珠的。再者，要為每隻雞蛋蓋印，經營成本必然大幅增加，最終也只是轉嫁市民。小型的雞蛋農場可能會因欠缺資金周轉而被大財團取代，這對消費者亦未必是好事。
至於制定回收法例，我知道業界是十分有保留的。我們必須弄清楚建議的回收法所指的是甚麼，是否在某類食物出現事故時，只是強制業界立即將有關食品從貨架取
下，直至查證貨品無礙後才可上架呢？那麼，鮮活或可食用日期較短的食物又如何處置呢？如果在事發前購買了有關食物的市民要求退貨賠錢，又應該怎辦呢？最重
要的問題是，回收法例有否同時附帶為業界提供妥善的賠償措施，例如設立賠償基金、提供租金減免及免息貸款等。
在通報機制方面，長遠來說，我同意與內地建立一套全國通用的食品來源地追查系統，而涵蓋範圍應包括供港食品及內銷食物。其實，國家對食物安全的重視程度，
實在不比香港遜色，而且態度也越來越開明，例如國家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也經常明查暗訪，揭露內地食物品質的問題，同時亦相當積極地與本港加強溝通。反而香
港政府是否應該檢討一下，為何在過去多次事故中經常處於被動，要其他地方的傳媒或官方機構發現出口食品有問題，才如夢初醒呢？
除了立法監管外，當局是否應積極建立與內地各省甚或其他國家多方面聯繫的方法，搜集情報資料，並設立一個廣泛及合時的資料庫。好像近日發生的油魚事件，其
他國家是否早已停售這種魚呢？這魚是否不適合食用呢？如果當局早已具備這些資料，並通知業界和市民，今次的事故可能早可避免。此外，當局亦應加快各地網絡
的通報速度。在獲悉食品危害市民健康時，應盡早向市民公布，並立即在市面抽查相關食品化驗。
雖然有人批評當局在食物安全監管方面未達專業水平，但我不會這樣說，始終食物安全中心只是剛剛成立，人手方面可能尚未完成訓練。不過，為了加強食物安全，
本會已為缳生福利及食物局增加4個新首長級職位，包括增設一個常任秘書長專責食物安全，並通過了每年須增加額外經常開支6,000萬元的重組計劃，讓食物
安全中心可於2006-2007年度增聘七十多名員工。
猶記得以往財務委員會在撥款給周局長增設這些首長級職位時，我是最不同意的那一位，並經常質疑在食物安全中心重組後，為何食物監察樣本的數目只是由過往每
年61 000個增加至2006年的63 000個，增幅不足3%。周局長，我相信市民對重組後的食物安全工作是有期望的，我希望你可以再次向市民交代。
代理主席，最後，我必須指出，我理解市民也有知情權，但市民的知情程度及監管機制的透明程度應該如何釐定呢？一星期多以前，我出席了食物安全國際研討會，
其中一個重點便是討論市民要知道多少才算適合。其實，每個國家也覺得這是一個難題，即如果抽驗了100條魚，並發覺其中一條有問題，是否便要公布這類魚有
問題，把大家也嚇怕呢？大家也不知道，而全世界其實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專家可以告訴大家應該怎樣做。
可是，對於一些危害性極低的個案，好像每天要進食290公斤活魚才會有致癌危機的個案，我以為先與業界聯絡以追查禍源，然後盡快作出補救的做法，是否更為
可取呢？正如近年多次發生的淡水魚事故，其實只是個別樣本超標，但卻對市民造成了極大恐慌，令淡水魚多次近乎全線滯銷，業界損失慘重。究竟哪種傷害較大？
對於應在甚麼時候公布樣本的化驗結果，我並沒有標準的答案，但我想指出，過分監察和過分滿足知情權至一個莫須有的地步，只會弄巧反拙。
我要重申，監管成本必然與食物價格直接掛鹇，如果過分監管，市民在食物的選擇方面便會減少。所以，當局必須在立法監管、營商環境、市民的健康保障及知情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在推行任何管制措施前，必須全面諮詢業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