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女士：

最低工資

我想先回應施政報告關於「最低工資」的政策方向。作為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代表，我必須重申，強烈反對當局立法訂定最低工資。

大家細想一下，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J. Stigler、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dmund Phelps、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教授、《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以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先生，重有好多好多，各個來自不同背景，但都透過不同途徑、不同場合，提出立法訂定最低工資的問題，大家是否應該再三考慮一下。

我想問當局，如果「工資保障運動」中期檢討報告發現，運動的成效不彰，當局會否再深入研究箇中的原因呢？我和自由黨多次指出，清潔及保安工種的工資水平升幅不及其他行業，又或收取低於平均月薪的待遇，主要原因是有關工種學歷要求不高，以致巿面大量較低技術勞動人口可投入這兩個服務行業，在「僧多粥少」，職位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工資自然難以上調，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所以，當局應該要做的，不是訂定最低工資，而是要處理香港經濟結構性問題。

還有，政府將最低工資等同於有關工種空缺的平均工資，在概念上是很有問題的，沒理會到平均工資是將最低和最高工資平均化，其實是逐步推高最低工資的水平。

而且，表面來看，現時只涉及清潔及保安兩個工種，但只要缺口一開，其他工種也必然跟隨，就如山洪暴發，對香港根深柢固的自由經濟將造成難以挽回的禍害。

以餐飲業為例，幾乎每個工序及部門都需要清潔工人，如果行最低工資，清潔阿嬸、水吧、執馬及廚師的工資水平便會逐一推高；繼而按薪酬計算的勞工保險、強積金等開支，也需要相應提高，可謂一闊三大。餐飲業面對近年不斷上揚的租金、工資及食品價格已經很吃力，如行最低工資將更加吃不消。

我最不想見到的是，業界為了縮減開支，要被迫減少長工，改請清潔散工，又或用較高工資聘請一身多職的員工兼做清潔工作。這樣，低技術、低學歷的家庭主婦及無業長者，就會失去巿場競爭能力，成為需要倚賴社會救濟的弱勢社群。這樣「好心做壞事」，是否大家想見到的局面呢？

如果以行政措施或立法等強硬手段，訂立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是解決不到基本的問題，只會破壞巿場自動調節的機制，扼殺小本經營的食肆的生存空間；萬一香港經濟逆轉向下，更會令致許多食肆倒閉，更多低層人士依賴綜緩。

所以，我和自由黨都希望當局，須維護香港賴以成功的自由經濟，遵守承諾給予「工資保障運動」兩年的充份時間運作，之後公正及持平地評價其成效，不要輕言採取立法手段干預市場工資。

競爭法

另一項同營商環境有關的，是公平競爭法的問題。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第32段提到，企業界仍然擔憂這法例可能會對企業造成負面影響，尤其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小企可能會因而無辜捲入無休止的訴訟中。自由黨提醒當局，要清楚公平競爭法的利弊，在提交草案前，必須公布建議法例的詳細內容供大眾討論及檢視。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