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終於有機會動議這項議案，於這個經濟陰雲 密布的時期，以及期待特首選舉即將舉行的時間來提出，可能更有意 義。

過去本會在這裏也 曾提出關於中產的議案，例如 "減輕中產人士 經濟負擔 "、 "擴大中產人口比例 "等。從字面可見，議員的議案重點 是如何減輕中產負擔、如何壯大中產成為拉動香港經濟的重要力量 等。

他們的議案與今天我提出的議案有點相似，但其實有所不同。我 的議案認為，政府與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零碎地回應中產的訴求， 倒不如提高層次，肯定中產在推動經濟方面的角色，建立一個高層次 的統籌核心，有系統地、跨部門地制訂政策和措施輔翼中產，重建社 會向上流的動力，以免香港演變成 M 型社會。

其實，追溯至第四屆立法會的 2012 年 5 月 12 日，自由黨前主席 劉健儀曾代表自由黨排隊提出我今天這項議案，但最終因為"拉布"而 沒有機會動議。到第五屆立法會的 2015 年 10 月，我代表自由黨早一 點再次提出議案，還以為自己很聰明，結果同年 12 月抽到籤可以放 入議程，但又因為"拉布"，到該屆會期完結也未能討論議案。到了今 天第六屆立法會，我也沒有見過有議案可以相隔 3 屆，經過敝黨 3 個 主席，由劉健儀、鍾國斌議員，到今天我做黨主席，才可以獲提出， 真的很巧合。

代理主席，近數年來，中產向下流已成為全球的話題，許多發達 國家，例如日本、美國和歐洲都已意識到中產出現下流及萎縮的情 況。不少研究如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的 M 型社會理論，亦點出 中產向下流的趨勢及其流弊。

可惜，本屆政府並沒有掌握這個世界現象，一直未有重視中產， 即使為中產提供支援，最多只是退稅、增加免稅額或寬免差餉、電費 等。這些措施對中產人士只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所以，中產對於 該等"派糖"措施，一般的評論都是"有好過無"。

其實，"中產"這個詞很容易被人誤解，以為他們的收入尚算可以。 事實上，中產同樣面對通脹加劇、樓價飆升、租金向上種種生活壓力， 在房屋、教育，甚至照顧雙親方面的開支越來越重，中產人士同樣感 到非常無助乏力。他們在日常生活可用的多餘錢相當有限，可能比獲 政府不同補貼的階層(例如公屋居民)還要少，以致我們在許多媒體報 道或訪問都聽到一些中產形容詞，例如"收入中產、生活草根"，又或 者"窮中產"等。

這只是因為，本港對"中產"的認識很有限。我曾嘗試尋找有關香 港中產的數據，但也只可從其他研究才可略知一二。例如根據扶貧專 責小組委託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於 2010 年，公布有關本港 10 年收 入流動性的研究，我嘗試抽取中層的數據了解中產的收入情況。有關 研究把本地工人按 2003 年的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分為第一至第五個階 層。

結果發現，2001 年至 2005 年與 2003 年至 2008 年兩段時間比較， 第三層的收入水平可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率由 25.8%跌至 23.1%，第四 層可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率亦由 18%大幅跌至 12.5%。與此同時，收入 水平由第四層向下跌的機會比率，則由 22.3%上升至 26.2%。可見， 本港的中產(尤其是上層中產)向下流的趨勢似乎已逐漸形成。該報告 的研究只做到 2008 年，自該年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後，本港中產的收 入流動性最新情況如何，是值得我們擔憂的。

根據當局 2014 年公布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雖然香港整體 貧窮人口有減少，但擁有專上教育(包括非學位及學位)的貧窮人口卻 不斷上升，2012 年為 18 000 人，2013 年則為 21 000 人，2014 年再 升至約 23 000 人，逐年分別上升約 15.2%及 6.7%。貧窮人口趨向高 學歷化，多少引證了本港上流機會有減少的跡象。

代理主席，香港一直沒有針對中產階層，有系統地制訂可持續政 策和措施，首先是沒有為中產作一個科學界定，亦沒有為中產階層收 集和公布相關的經濟、社會、民生方面的數據，作為配合政策的參考 指標。此外，政府各部門亦各自為政，斬件式地在本身的範疇內提供 零碎的中產相關措施。

因此，我們不可以單靠推測或小量的數據便斷定中產的需要，這 未免流於表面和敷衍了事。我們需要更多準確、深入的數據及參考資 料，幫助我們制訂中產政策，以免造成失焦和偏頗。

事實上，中產委員會並非新事物。在 2008 年，當時的美國總統 奧巴馬上任未幾，立即宣布成立中產階級工作小組 (Middle Class Working Families Task Force)，負責研究如何增加美國中產階級的人 數，提升他們的地位，確保他們不會成為被忽略的一群。這個小組的 組成可謂高規格，以副總統為首，其成員都是高級官員，除了來自不 同政策部門的 4 名部長外，亦有多名白宮顧問，包括國家經濟委員 會、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國內政策委員會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管等。

他們研究的議題相當廣泛，由職位到房屋，由醫療衞生到教育培 訓也包括在內，證明要解決中產的問題，需要考慮一籃子系統性的政 策。他們聚焦的問題是，中產階級人數是否有所增加、他們的生活有 否改善，以及中產階級是否已不再受到忽略。小組的工作公開透明， 並發表報告向公眾交代進度。這個小組的成立目標、組成方法及規 模，以至其探討議題及研究工作均值得香港借鏡。

雖然在香港有人曾將中產定義為每月收入介乎 15,000 元 及 45,000 元的家庭住戶，但這是香港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把全港家庭分成 16 個月入群組，再抽出中間 6 個家庭收入群組而得 出的定義，很多人也批評這定義並不符合現實情況。

因此，如果想設立中產事務委員會，首項工作就是為中產階層確 立一個清晰明確的概念和定義，並就有關概念和定義的中產階層發放 定期統計數據。我認為，只有建基於客觀數據，當局才有能力在不同 政策，包括經濟及產業發展、製造創業及就業機會、房屋政策、稅務、 法援、教育及個人進修、醫療衞生等，訂立強化中產動力的指標，繼 而配合一個統籌的委員會，以針對性角度及更高層次全面檢討與中產 階層相關的政策措施，並提出具體而全面的應對策略，以協助中產家 庭減輕負擔及鞏固中產階層的力量，重新推動經濟發展，並提升其向 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

至於具體內容，大家可以集思廣益，我的黨友易志明議員亦已代 表自由黨提出修正案，他稍後也會詳加解釋。我反而想指出，過去很 多人也提到香港需要促進產業發展，才可為社會帶來更多上流機會， 這點我不會懷疑，但我必須強調，要增加中產的實力，就一定要做好 營商環境，致力為中小企，特別是小企、微企拆牆鬆綁，切勿製造過 高的門檻，窒礙它們的發展。

然而，過去 10 年，我只看到香港越來越走向民粹，上至特首和 問責局長，下至各行政機關及區議會，也是"西瓜靠大邊"，以致經濟 發展政策方寸大亂。以最低工資為例，當局在諮詢階段並沒有做好營 商評估，竟以無法推算為由，拒絕估計最低工資對薪酬階梯所造成的 漣漪效應，以致社會普遍錯估了最低工資帶來的負面影響。連一向被 喻為十分專業的政務官也失守，甘願被問責官員拉着走。為了護航而 篩選數字，粉飾太平，試圖把討好市民而遺害深遠的政策蒙混過關。

因此，對於下屆特首，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我相信，過去數 年，如果當局在推出任何措施前都先考慮會否削減中小企的競爭能 力，來自中小企的怨氣便不會如近年般越來越大。

因此，透過中產事務委員會，我們可在各項政策加入強化中產實 力的指標，避免 M 型社會出現，即是貧富兩極化的現狀。同樣，如 果當局在推出政策和措施時，多了強化中產力量的考量，便可避免造 成政策傾斜，顧此失彼。

代理主席，聽到以上意見，也知道不可能單靠食物及衞生局，也 不可以單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任何一個政策局便能做到，而是要靠 跨部門、高層次的統籌委員會才可以有效推展。當然，要成立這個高 層次的中產事務委員會需要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在議案中我先以"積 極研究"為字眼，當局最低限度應該做到第一步，積極研究成立中產 事務委員會的可行性。

當香港經濟不明朗，我們更加需要未雨綢繆，為社會上游做好規 劃工作。我衷心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為香港帶來新的動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