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要先高度讚揚財政司司長回應了自由黨的訴求，為在佔領行動期間受影響的飲食業界提供牌費寬減措施。當然，業界的要求原本還要再多一點，但有關安排我們已相當受落。

“財爺”亦多次引述數據，指出去年第四季食肆總收益按量計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7%，是近年跌幅最厲害的一次，還要在業界生意最旺的季節發生，反映佔領行動對食肆確有造成影響。

雖然當局只豁免食肆和小販等的半年牌費，每間店鋪可能只獲數千元或數萬元寬減，但在小商戶士氣非常低落的時候，這筆小數目正好給他們鼓勵和打氣，這份心意比金錢來得更加重要。

其實，除了在去年第四季表現較差外，由2012年至2014年，飲食業的食肆總收益早已出現“價升量跌”的現象，亦即扣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後，食肆收入實際上持續減少。這並不難理解，因為飲食業的經營成本包括租金、工資及貨價持續飆升，即使加價也未能抵銷成本升幅。下月1日開始，最低工資又要增加8.3%至32.5元，這真是拜張建宗局長所賜，令我們在人手嚴重短缺之際，再藉此舉引發新一輪更厲害的薪酬階梯漣漪效應，繼而刺激工資開支急升及通脹加劇等問題，飲食業勢將首當其衝。

主席，社會對深圳居民來港簽證措施由“一簽多行”收緊為“一周一行”，各有不同的評估，而我則有點擔心並預期不論是內地人倚賴港人經營水貨的需求，還是港人透過運送水貨收取的利潤均會大增。我奉勸當局盡快取消“限奶令”，否則將有越來越多港人轉往運送水貨謀利，猶如螞蟻搬家，本地非技術僱員的供應將更為短缺。今天我甚至聽到有電台節目指港人當水貨客可保證賺取日薪600元，若以工作30天計，月入將接近18,000元，業界將很難不出現人手短缺的問題。

面對人手短缺問題，飲食業一直束手無策，但相比其他業界，飲食業已比較溫和，沒有強烈要求輸入洗碗工人。不過，我們仍懇切希望當局在輸入技術勞工方面以更大的彈性行事。據主打外地菜式的業界人士向我反映，希望從外地輸入兩個廚師卻不獲批准。雖然當局的解釋是要按照餐廳的規模及人流等一籃子因素處理有關申請，但我估計輸入一個廚師已十分困難，何況是兩個廚師？

可是，我們得明白製作地道菜式並非易事，例如現時廣受港人歡迎的西班牙菜，其中廣為人識的西班牙海鮮炒飯，便往往只有西班牙廚師才可煮出具當地風味的美味炒飯，香港人即使想學也未必能夠速成或得其神髓。印度廚師製作的麪包Naan是另一例子，如要在熱廚房內以焗爐製作，即使是居港印度人也未必有興趣做。所以，如當局只批准聘請一名大廚，但卻不准輸入麪包師傅，試問這些食肆又豈能有良好的營運？

其實，餐廳須輸入多一個廚師，以便輪替，從而維持餐廳的品質及發展，這實不為過。況且，有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廚師來港工作，亦可增加本地廚師近距離學習及吸收經驗的機會，比起在中華廚藝學院等地進行課堂學習，更能有助提升他們的水平。因此，我奉勸當局若要保住“美食天堂”的金漆招牌，便應在輸入勞工方面持開放態度，取消“一鋪一廚師”的死板規條。

主席，談到商販方面，我一向十分支持商販經濟，以助社會上流，所以我非常支持“財爺”提出的引入美食車計劃。我知道“財爺”及有關局長都非常焦急，甚至曾考慮能否不用修訂法例或制定新法例便推行美食車計劃，但如真的需要修訂法例才可行，乾着急也沒用。況且，當中涉及複雜的衞生和環境問題，牽涉很多部門，而政府部門又一向有各自為政的陋習，要他們有效率地推動一項單一政策，談何容易？所以，我建議當局把美食車計劃交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效率促進組，又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負責。當年我擔任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食物業工作小組召集人時，曾與上述部門合作，清楚知道這些都是“

好打得”的部門，而且有統籌跨部門項目的經驗，故此不妨交由這些部門統籌，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我亦想提醒當局必須汲取雪糕車的經驗，確保美食車只供個體戶經營，而不會被財團壟斷，否則這項政策將失去意義。

主席，我歡迎“財爺”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特別指出，已要求相關部門盡快落實便利業界營運露天食肆的建議，我亦希望效率促進組能責成有關部門盡快落實有關措施。不過，歸根究底，露天茶座的最大阻力來自區議會，在“西瓜靠大邊”的氣候下，區議會為了爭取民意，很多露天茶座或酒牌申請均遭到反對，這是非常不利營商的做法。

不過，有時令我更感憤怒的是，政府部門不單沒有從中平衡，有時甚至加多一腳，諸多阻撓。以我曾負責的一宗個案為例，一間食肆在申請露天茶座牌照時遭到警方反對，理由是一旦批准，會導致車輛在馬路上停泊，阻塞交通。可是，我前往現場視察時發現，露天茶座附近的馬路原來已劃有雙黃線，根本禁止停泊車輛。警方不加以了解便提出反對，其他部門眼見警方反對，自然撒手不理，所以這種反對理由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想指出，即使簡化露天茶座的申請程序亦作用不大，如果政府在批核有關申請時繼續向區議會傾斜，只是與虎謀皮，拒絕方便營商，小生意將難以繼續在香港生存下去。

主席，本港各類環保收費越來越多，幸好環境局局長在席，令我不致被誤會是在他背後“篤背脊”。本月當局剛擴大膠袋稅的應用範圍，稍後又會推行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和收取垃圾費等，這些措施均令經營者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壓力越來越大，包括我們這些小企業。

我重申，對於環境局常以“污染者自付”的名義徵收各類環保收費，我有所保留。當局以為拿出一支棍來打人，靠嚇便可迫使市民多付錢和減少製造垃圾、玻璃、廚餘，但實際情況根本並非如此。最關鍵的問題是當局至今仍未訂有一套完善的回收及循環再造政策，以致廢物不單沒有減少，收費更越來越多、越來越貴。我警告當局在徵收任何新費用時，必須顧及中小企、微企的承擔能力。如果當局要增收垃圾費，便應先減去差餉中的垃圾處理費用，避免雙重徵費。須知道中小企的資源及人手均有限，處理廢物的安排和設備往往有欠完善，所以我建議當局利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鼓勵及協助中小企參與減廢、回收及循環再造等環保項目，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主席，我也想談談食物安全方面的問題。很多同事都覺得我們的食物有問題，剛才何俊賢議員也說大家很多時對很多事情都極感擔憂。我絕對不認同很多同事對食物安全中心的批評，並認為香港的食物安全工作已做得不錯，當出現事故或海外通報相關問題時，一般也可及時跟進。我反而比較擔心“地溝油”的問題，如非台灣發生黑心豬油事件，揭發本港油脂生產商也牽涉在內，環境局也未必醒覺有需要立法規管及追蹤廢食油的去向。

我了解當局正在草擬有關的規管法例，但立法和諮詢需時，故會先從食物業發牌條件方面等行政措施入手進行規管。我在此申報我是從事廢食油回收工作的公司的股東，作為業界一分子，按理不應要求當局規管自己，但我理解廢食油回流到食物鏈的禍害，故此促請當局加快有關的立法工作，盡快為廢食油回收商設立發牌制度，規定廢食油回收公司及收油僱員須獲當局發出牌照才可從事有關業務，並加強監察及抽查，這才可有效地追蹤廢食油的去向。

不過，我認為最徹底的解決方法是找到化驗“經使用煮食油”及“劣質油”的指標，以便在源頭抽查時有能力辨認入口的食用油是否含有廢食油，而不是每每將責任推卸給業界。因此，我建議當局不妨考慮撥款資助本港大學進行有關研究，如有成果將不單對香港有好處，對整個世界的食用安全都有貢獻。

主席，在漁農業發展方面，我對於當局只說農業持續發展而不提畜牧業發展亦感遺憾。當局應全面考慮為香港食物供應鏈提供可靠及低碳的選擇，不單不應取締活雞，甚至應研究以現代化的科技及設施，是否可以預防禽畜之間的交叉感染，讓本地農戶可恢復養殖活鵝、活鴨。

在教育方面，我已多次指出當局不應遺留中產家長，他們是為數不少的納稅一羣，但卻未能享受政府的幼稚園學費資助，這對他們實在極不公道。因此，當局應該盡快優化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券計劃”)，取消參加學校的學費上限要求，並把靈活多元、適應力強及充滿活力的私立獨立幼稚園涵蓋在內，從而推動所有參加學券計劃的學校自發提升競爭力，並讓全港幼稚園教師獲得同等培訓資助。

最後，我也想談談剛才有同事如劉慧卿議員提到的國際學校的事宜。從當局向我們提供的數字顯示，就讀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人數及比例逐年上升，升幅比非本地學生人數為高，反映本地學生入讀國際學校的需求不斷增加。與此同時，於直資學校就讀非本地課程，例如IB即主席你也相當熟悉的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國際文憑)課程的學生人數也有上升的趨勢。

其實很多中學在高中階段都有一批學生離開到海外升學，當局應好好利用他們留下的學額。既然有越來越多本地家長較喜歡非本地課程，而國際學校的學額又供不應求，我建議當局應參考外國經驗，容許更多本地直資或資助學校(包括官立學校)引入國際課程，與本地課程雙線發展，從而為本地學生提供多一個非本地課程的選擇，以紓緩國際學校學額緊張的情況。

須知道中產家長須花費不少金錢在供書教學方面，我希望當局可幫助減輕他們的負擔，所以當局必須以新思維制訂政策，否則許多死結都會繼續糾纏下去。

主席，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