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兩星期前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探討輸入外勞問題，其中一宗個案，是印尼餐廳的僱主想開分店，便希望從印尼申請一名廚師來港，卻不獲批准，原因是“No reason”，即是沒甚麼理由或原因。老闆說當局不批准，他便不開分店了。你說最後損失是誰呢？

事實上，業界早已投訴輸入勞工的關卡越來越高，勞工處補充勞工計劃的數字顯示，申請輸入廚師，2013年有301宗，較2012年增加了1倍以上，但獲批准的數字竟然較2012年少三成，只是有32宗。不要說洗碗工了，因為洗碗工從來都不會獲批准，但為何廚師數字亦都減少了呢？究竟勞工顧問委員會在批核時有否持平及客觀的標準，還是每次只是勞資雙方的角力戰場，哪一方夠堅持、夠大聲便得勝呢？

如此輸入外勞機制，業界又如何可以信任？司長，我們又如何可以維持我們的競爭力呢？

現在許多行業都鬥搶人，飲食業經常都人手不足，服務質素下滑，消費者邊鬧邊吃，因為大部分食肆都是這樣差的，最慘便是小企、微企或是一些舊式酒樓。從媒體經常看到有老闆表示，自己的工資連12,000元也沒有，有的更要求妻子、兒女幫忙洗碗，嫌辛苦或捱不住的，便只好結業或是撤資。

其實，輸入外勞根本無助減少成本，但至少可以穩定人手，對企業服務質素及發展均有幫助。人口老化、勞動力減，長遠會增加中小企的負擔，阻礙社會多元化及上游的發展。如果當局不認真檢討輸入勞工的政策，以配合香港人口及行業發展，而只停留於加快審批程序的表面工夫，其實對香港長遠競爭力起不到實質的幫助。

話說回頭，勞方經常批評飲食業的待遇差，沒有人願意來做。主席，業界便告訴我其實我經常聽到這些故事，今天亦聽到一個類似的故事現在每天都有人來見工，但都要求給予cash，要現金，還有必定不要供強積金。這即是要求僱主合謀犯法，幸好告訴我的僱主都沒有這樣做，我亦提醒他們千萬也不要這樣做。要做犯法的事，不如做大宗一些，做這樣小的而被人抓去坐牢，還要拿這麼多錢來投資，甚為不值。當然我們會問，他們是否領取綜援的？我不敢說一定是，但入住公屋的人士可能會想逃避入息審查。

現在公屋住戶的入息限額，單人是9,670元，兩人家庭是14,970元。司長，一名洗碗工的月薪是12,000元，如果夫婦二人都工作，月入兩萬多元，如何有資格住公屋？不能住公屋又怎麼辦？惟有一個當正職，另一個便最好賺現金、“炒散”，博老闆被人抓去坐牢。四人家庭的入息限額是23,910元。即使有一子一女，兩夫婦出外工作，現在洗碗工月入也有12,000元，當然丈夫可能會賺取多一點薪金，家庭入息都已超過這23,910元的限額。你會說，住公屋、有正職，入息又超出上限的，大有人在。我們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應否放寬一點處理這情況？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又會說，這樣會有更多人來輪候，到哪兒找地來興建公屋呢？因此，不要動輒把責任放在僱主上，其實現在我們的公屋及綜援制度亦不鼓勵沒有工作的人出來找工作。

主席，我明白來港旅客數字飆升對港人平日生活增加了許多的麻煩。但是，我想指出，旅遊業，特別是自由行，對飲食業、零售業可謂帶來及時雨，特別是2003年以後，令香港在全球的金融風暴下避過蕭條的厄運。

根據當局的數字，與旅遊業有關的僱員人數，由2009年到2012年期間增加了近59000人，增幅超過三成。與旅遊業有關的飲食僱員同期亦增加了18000人，增幅是六成四，當中有許多是低技術、低學歷人士。同期香港整體的失業率亦由5.4%跌至3.3%，近日更跌至3.1%，香港失業率可以持續處於低位，某程度上亦與自由行有關。

此外，2012年自由行為飲食業帶來約76億元的生意額，佔飲食業全年生意額的一成。整體來說，於2013年，自由行過夜及不過夜的旅客合共消費額亦已高達1,300多億元。因此，我們談到自由行帶給香港人不便的同時，亦不要忘記自由行為港人帶來不少經濟效益及就業機會。

事實上，對於蘇局長估算未來自由行增長的數字，我是有很大的保留。在前線的業界人士告訴我，近日自由行的人數及消費力其實都在減退中。因此，我奉勸當局看清楚數字，小心出現鐘擺效應，避免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果過分收緊，恐怕很多人的生計及投資計劃都受到影響。所以，我不同意取消“一簽多行”，但同意減少“一日多行”。

此外，當局應設立商務簽證，同時為普通旅客只批“一日一簽”，而杜絕水貨客利用“一日多行”來港。與此同時，當局應該增撥資源改善旅遊設施，特別是加快速度興建邊境購物城，以分流市區的旅客，減低對市民的影響。

早前，我們數個業界，包括旅遊界、零售業界的議員會晤政務司司長，她在這方面很積極，表示會配合數個部門，希望做好旅遊設施。

主席，我亦非常關注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中提及到檢討收費項目的收費水平。須知道---幸好高局長在這裏---其中包括環境衞生服務有關的項目，大都與飲食、販商的本土經濟有關。不過，現時除了與食物安全有關的服務收費接近收回成本外，其他項目整體收回成本率約為47%。如果收回成本，加幅必然很大。

我想提醒當局，要顧念中小企、微企的經營環境已經非常艱難，任何費用的調整亦不應該超出他們的承擔能力。

至於當局接二連三就不同環保收費計劃進行諮詢，我不厭其煩也要說，飲食業並非不支持環保，但不會支持政府以“污者自付”為名，向業界開刀。如果當局要增收垃圾費，便必須先減差餉，因為差餉有部分的費用已經包括垃圾處理費。

坦白說，公眾對當局推動的環保收費計劃存在很多疑慮。以廚餘為例，現時當局計劃興建的兩座廚餘廠都是處理工商界的廚餘，但其實家居廚餘比工商界的廚餘還多兩倍以上。如果沒有足夠的設施處理家居廚餘，又如何推動全港回收廚餘呢？大量廚餘循環再造後又有何銷售出路，以確保回收效益呢？魔鬼在細節，如果當局沒有解釋清楚，很難令市民相信垃圾徵費不會是一個無底深潭。

整體來說，我對今次的預算案沒有很大的評價，尤其因為當中對中小企支援方面更是乏善可陳。不過，我們不希望有更多失望，故在這裏須再三叮囑當局，不要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的對沖機制，再加重僱主的負擔。如果當局再向民粹主義退讓，只會嚇怕投資者，遺害深遠。

主席，農曆年前夕因進口的內地活雞驗有H7N9，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需要殺雞及關閉21天。對於當局趁機公開表示，市民長遠要考慮是否繼續保留活雞市場，我表示遺憾。

香港人對新鮮食材的要求本來就很高。隨着香港農畜業不斷萎縮，香港人不單沒有放棄，反而對越來越少的新鮮食材更為珍惜，他們更不想看到香港又一個傳統行業消失，唯恐香港越來越單一化。因此，不要輕看我們的決心，高局長，從本港活家禽業多年來竭力加強預防禽流感措施和成效，便可見一斑。

我也提醒高局長，不要繼承上一任周一嶽局長的狹隘思維，一心把活家禽業“陰乾”，相反應該積極研究及投放資源，確保活家禽業，甚至其他漁農業持續健康發展。

至於教育方面，我促請當局盡快優化幼稚園學券計劃，取消學費上限的規定，以及讓私立獨立幼稚園加入在學券計劃範圍內，以惠及所有家長，包括中產的家長。

當局的數據已經顯示，近年越來越多非牟利幼稚園退出學券制，參加學券計劃的學生數字也逐年減少，反而就讀私立獨立幼稚園的學生持續增加。這反映家長已經用腳告訴當局，他們寧願付出多一些學費，也要讓孩子就讀優質的私立獨立學校。

事實上，當局規定參加學券計劃的學費封頂，只令學券學校經營更困難，窒礙它們的健康發展，過去數年便出現該類學校幼師加薪受壓的情況。

姑勿論如何，學券制理應包括質素好的學校，讓學童和家長可持學券爭取更多及更好的選擇，這才可發揮良性競爭的效果。因此，為了幼兒教育多元及優質發展，當局應該盡快撥亂反正，開放所有本地幼稚園參加學券計劃，真正做到“錢跟家長走”。

至於近兩天大家關心的幼稚園租金問題，就個別事件，我不多作評論，但可以肯定，如果當局要推15年免費教育，幼稚園租金資助這複雜問題便必須解決。我亦奉勸當局未雨綢繆，在土地發展方面也要考慮多一些幼稚園用地的規劃。

最後，我要對當局再次加煙稅表示遺憾。高局長，香港的煙民比例已經很低，相信除了全球唯一一個禁煙國家不丹外，難有一個地方的煙民比例比香港還要低。

上次2011年大幅加煙稅41.5%後，煙民比例由2010年至2012年，也只是由11.1%微跌0.4%至10.7%。這不足11%的煙民當中，我估計大都是吸煙多年，清楚吸煙禍害，好像我一樣，要戒的話早就會戒，而其實也不是難戒，根本不用當局多此一舉，增加煙稅來幫我戒煙。我實在看不到，今次當局再把煙草稅調高11.7%，還可以減少多少煙民。

但是，我可以肯定，報販生意便一定會減，因為更多煙民會轉買私煙。走私私煙的人也要多謝局長，因為他們會有更多生意，毛利一定會更好。

海關檢獲私煙數字顯示，由2012年的6700萬支升至2013年的7900萬支，升幅是18%。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曾發表報告指，2012年在本港消耗的香煙當中高達35.9%是私煙，是亞洲11個國家和地區中私煙市場佔率第二高的地區。可見，本港私煙販賣活動越趨猖獗。

加煙稅其實對我這些有經濟能力的煙民影響不大，但最受影響的卻是數十萬名的草根煙民、400多個報紙檔，以及5000個售賣香煙的零售商。

我更擔心的便是會助長更多人從事人海戰術的私煙買賣，甚至誘使更多年青人參與這些犯罪活動。單憑海關一支隊伍打擊私煙，就如以卵擊石，我提議將線人舉報費增加倍，成效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