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在黃毓民議員之後發言是十分不容易的，但不要緊，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有同事吃過飯想睡覺，我也不會介意，因為他說得太動聽了。

香港的競爭力有所減弱已是不爭事實。我和自由黨一直認為香港不夠人才競爭，要求當局正視和處理。可是，增加大學學位是否便可以解決問題呢？老實說，相比1960年代及1970年代，當時可能只有1%適齡人口成功入讀大學，但他們皆是香港的精英，畢業後往往備受尊重。可是，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入讀大學率已升至18%，學位和大學畢業生有所增加，大學較以往更着重學術和研究，大學畢業生給人的印象已經是“沒甚麼大不了”。

其實，回顧以前的日子，我很欣賞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香港理工學院，

因為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已經能與其他大專院校，甚至當時兩所大學平分秋色，主要因為它定位清晰，走理論實踐的路線，為工商業培育出色人才。不過，我感慨的是，近年這類以職業導向發展的大學學位相對較少。

我不反對增加學位，也不反對大學要從事更多學術研究，但我認為要取得平衡，也要配合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我和自由黨的觀察，近年人才培訓不足，職位與人才錯配等現象已經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對於工商界，我們希望政府增加有助職業定位的大學學位，從而促進香港經濟朝知識型發展。

我不認為香港大學教育落後於人。事實上，香港跟外國情況不同，有外國的大學入學率高達40%至60%。以我熟悉的美國大學為例，它們“易入難出”，說得難聽一點便是“阿豬阿狗”也可以入讀，但成功畢業的人卻不多。反觀香港的大學一向是“難入易出”，學生入讀後便一定可以畢業。入讀機會雖然較外國低，但只要能夠成功入讀，便可以畢業，成為大學畢業生。

與其撥放資源增加大學入學率，我反而認為當局倒不如資助副學士學位。事實上，除了該18%的人外，現時有很多年青人無法入讀大學，他們有些要工作，有些要找尋讀書的出路。因此，我認為當局應該資助副學士學生，不論他們是無法入讀大學或是正在工作想讀書，我們也應該資助副學士學位，特別是一些夜校課程，讓該類年青人報讀。

我們希望副學士學位可以與商業配合。就此，我認為政府應該特別增加大學第三及第四學年的學額，專門讓副學士學生升讀，使他們在修畢副學士學位後，有需要時未必是即時可以在數年後入讀大學領取學位，讓他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我認為政府這樣投放資源更為值得，亦更符合香港現時切實的需要。

代理主席，我想指出，自由黨支持中醫藥發展，也認同香港需要一間培訓中醫的醫院。所以，我們對於政府撥出土地支援大學教育是支持的。

對於在修正案中，范國威議員建議避免大學教育朝向市場和工商產業傾斜，這一點我剛才已提述，我是絕不同意的。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讓學生可以參與校長遴選，我對此亦是反對的。我認為校董會有學生代表其實已經足夠，而我亦看不到學生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評選適合自己學校發展的校長。有關建議只會令校園管理更混亂。

至於黃碧雲議員要求為修讀研究院課程的非本地生設定學額上限，我對此亦有意見。根據我的觀察，外國一般做法很多時候是本地學生主要留在本地升讀本科，研究院則歡迎和鼓勵外地生入讀。要鼓勵本地生當研究生，香港應該資助畢業生到外國當研究生，讓他們有更多國際視野，亦可以組織香港的國際社交網絡。這分為兩方面：別國學生來港組織網絡，而香港學生到外國亦可以組織網絡。所以，我們不會支持黃議員的修正案。

我們一向不同意動輒施加限制。如果想本地學生有更多升學機會，我剛才的建議便是最好的做法。

對於田北辰議員的修正案，我也有很大意見。大學生能夠成功畢業，其能力已獲得一定肯定，但他建議在“沙紙”上公開其英語水平，除了奚落英語不好的畢業生外，我看不到有何用處。不過，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自由黨認為我們必須具備好的英語水平，而這與我們黨的理念亦接近，所以我們是不會反對的。

其實，不止英語，普通話和中文也同樣重要，所以我們的確有需要提升兩文三語，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否則，如果國內學生的英語能力超越我們，恐怕我們只能靠邊站。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