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問過許多業界人士對於就標準工時立法的最新看法。不約而同地，他們都以“災難性”、“死梗”等字眼來形容。有一位更說，在飲食業十大最可怕的政策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標準工時。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飲食業的員工一般每天須工作超過10小時。粗略地計算， 按每天工時由12小時減至8小時， 以及一點五倍的超時工作工資計算， 就一位11,000元月薪的員工而言， 薪酬開支已增加12%。還有，辦公室的後勤僱員及管理人員全數也受影響，薪酬開支增幅必然比最低工資所引發的更為厲害。

不過，按照業界最貼近市場的評估，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便是現時勞工極為短缺，因此，根本沒有足夠的勞工，以補充標準工時所造成的大量職位空缺。大家都知道，現時飲食業聘請不到員工的情況極為嚴峻，職位空缺率平均有13%。一旦規管工時上限，多出來的工時便須增聘僱員補上， 令勞工短缺的情況火上加油。

這不單是飲食業的問題，其他行業，包括醫生、會計亦然。港大最近的研究亦指出， 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會不斷減少。大家應想深一層：如果業界在招聘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須以超時工作的工資來解決經營問題，到最後工人仍須超時工作。這樣，又如何達致標準工時的終極目的，即讓工人減少工作時間，使他們有多些時間享受家庭生活呢？ 現刻便要實行標準工時，根本是失去意義。但是，如果大家視若無睹，硬推標準工時，即是迫業界支付超時工作工資，增加經營成本，完全不理會業界的困難，這真是大石壓死蟹，這叫商界還有何信心投資於香港？

不過，上述分析也是建基於香港經濟繼續向好的假設情況，一旦經濟受外圍因素影響而轉差，而又要實行標準工時的話，我們便須面對一個更大的危機，便是業界無力增聘人手或支付額外開支，於是便只得縮減業務，但這代表整體生產力減少，經濟下滑的速度加劇。工會最喜歡以韓國為例子， 指實行標準工時後， 人均生產總值不跌反升。須知道，橙是不可以和蘋果比較的。韓國有充裕的勞動人口，又屬綜合發展型經濟體系，正如香港步入經濟起飛的1980年代，與今天經濟發展已經十分成熟的香港，根本不可以直接比較。要比較，最接近的就應該與日本比。大家的經濟同樣過了高速增長期，並由工業步向偏重服務行業的階段，香港尤甚。許多經濟學家已經指出，日本在1990年代進入嚴重經濟衰退時，因標準工時等問題而未能及時靈活應變，以致過往累積的資本因勞動量的銳減而完全抵銷，造成經濟一沉不起。他們已警告香港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

在實行最低工資時，“飯鐘錢”及有薪休息日已令許多僱主超出預算，商界猶有餘悸。還有，財政司經濟顧問帶頭所造成的預測數字，由始至今也不肯反映漣漪效應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問題，以致工會一直向外界引用政府片面的預測數字來誤導市民，使他們以為最低工資定為28元， 飲食業的薪酬開支只增加2.9%(這是政府做出來的)。其實，最後業界統計出來的結果是11%。如今加至30元，又說只會令我們的薪酬開支增加1%， 但飲食業的預測是5%。大家且看日後加至30元時

會如何？ 兩者亦會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今次討論標準工時， 我們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我要提醒各位，有些辦公室僱員，特別是飲食業的後勤僱員，他們的合約均沒有訂明工作時間，既然沒有訂明，當然也沒有超時“補水”這回事。我們擔心的是，一旦實行標準工時，僱主按法例訂明每天的工作時間，又會否被指是逃避支付超時工作工資的責任，工會又會否強求變相加薪呢？ 所以，我鄭重警告，政府當局推出的標準工時研究報告，必須既中立，又能反映事實，應同時推敲在各行各業執行時可能產生的實際困難和問題，以及預測與現實接近的開支增幅，讓僱主及社會各界有充分的資料， 評估是否可以承受得來。

主席， 最低工資的禍害已在不知不覺之中蠶食中小企的競爭力。表面看來，香港的經濟依然強勁。然而，許多中小型的食肆由於承受不到最低工資兩年一檢的陣痛，已經縮減投資或退出香港市場，長遠只會令香港的市場單一化， 這樣並不健康。

正如上周香港大學預測，本港的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如果我們再不未雨綢繆，反而不斷加重營商負擔，恐怕只會積重難返，禍害更深。因此， 我堅決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