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綜觀勞方的發言，大都以為有咗最低工資，便可以解決巿場失衡，避免僱員工資持續被剝削，又可改善貧富懸殊等等。同事又話，就算最低工資有問題，都唔係好似商界所講咁嚴重，李卓人議員就舉咗澳洲的例子，話最低工資造成職位流失的數量有限。

咁我又講下喺2006年，最低工資研究權威David Neumark(紐麥克)與其拍擋William Wascher(華沙爾)發表了一份論文，至今於學術界仍然經常被引用。他們查證過去十多年涵蓋十五個國家近百份的研究後發現，大部分嚴謹的經濟學研究均指，最低工資對就業巿場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剛才余若薇提及David Card（卡德）及Alan Krueger（克魯格）的研究，話最低工資影響輕微，其實佢地係喺1997年發表的，指在新澤西州快餐店進行實證研究，顯示最低工資提高後，僱員數目不減反增，試圖說明最低工資並非糖衣毒藥。

但這份論文於2006年，已被Neumark與Wascher所推翻，當他們改以正式出糧紀錄作為收集數據的方法後發現，僱員數目唔係增多，而係顯著減少。這令致Card及Krueger也要參考他們的數據，調整自己的研究結果。

去年中旬，Neumark在美國準備調高最低工資時，更語重深長撰文指出，至今還未有研究支持，最低工資可減少貧窮家庭數目。反而他與Wascher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令跌落貧窮的家庭數目比脫離貧窮家庭的數目為多。他更補充，最低工資造成職位流失，尤對貧窮家庭裏低技術的工作人口，打擊最為厲害。

主席，勞方或傳媒，好喜歡用個別／單一例子去討論問題，但制定政策，必須從整體角度去睇。我最唔想見到係，有些人不息把最低工資政治化，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不斷抺黑或斷章取義，而不去正視最低工資的問題及深入探討如何避免最低工資的損害。

勞工界團體不斷指我誇大危機，強調香港飲食業長期都係請唔夠人，又何來再減職位呢？又話點解啲僱主唔可以同舟共濟？主席，唔係話啲僱主唔想分享成果，而係大家都要睇餸食飯，當經營成本提高到負擔唔到，就會採取變應措施去適應。

統計處數字顯示，在未扣除稅項和折舊率前，大部分食肆只有單位數字的盈利率，逾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而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進行的調查就發現，莫說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8或$33，即使係$24，可引致盈利率下跌3-4%，也會沈重打擊盈利率低的飲食業，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聽。

當然，飲食業會盡力開源節流。調查便發現，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30.8%受訪公司表示會加價，28.8%會減工時改請兼職，而表示會結業部分店舖者，亦由最低工資時薪$24的1.9%升至最低時薪$28的9.6%，到$33更高達28.8%。受訪者都是實力較雄厚、有八間或以上分店的食肆，故可預計飲食業整體情況會更加之嚴重。

主席，有同事唔信我的數字唔緊要，但即使單睇統計處數字，如果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飲食業裏約五成僱員就要加人工，開支增加幅度未計漣漪效應已經高達7.9%，一下子又怎可能承受得來呢？

外國經驗話我地知，最低工資一旦通過，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水平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這對傳統低技術工人密集的行業就會造成持續性的影響，迫使它們結構性改變。喺英國，這些行業便出現工種壓縮的情況。

至於香港，兩種傳統飲食文化──中式酒樓及茶餐廳，中低級人手比較密集，而且多層分工的獨特人力架構，故最低工資對它們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較其他行業甚至外國的餐飲業更為厲害。

它們如果要係最低工資下保持競爭力，一係就走中高檔路線，好似現在有些富豪茶餐廳咁樣，一係就改變經營模式，包括簡化菜單、壓縮工種、減省人手。這樣，街邊茶餐廳將會快餐化，屋邨酒樓就會加快被淘汰。

我睇一個電視節目，李卓人議員被問到，如果食肆執笠點算，佢答一間執咗，也會開間新既。我睇到，好無奈，究竟佢明唔明白當中的深遠影響呢？開新嗰間，係咪會再請原本咁多人呢？有能力再開的舖頭又會係咩類型的食肆呢？會否變咗係大型連鎖食肆分店呢？中小型食肆巿場會否持續萎縮呢？或者，間舖可能唔再開食肆，而係由其他需要人手較少的業務代替，而原來的飲食業投資者則寧願去鄰近成本較低的地區開食肆好過。

有人話，如果食肆真係唔掂，加價咪得囉。我希望大家明白，食肆喺消費力低的地區，或一向走平民化價錢的食肆，加價好困難。人工加咗，對於大型連鎖食肆，因為有中央工場及機器協助，食物售價可能只需要加五毫，但對於平民食肆、係屋邨或新界西的食肆，可能就要加一蚊，才可以為到皮，但佢地加一蚊，隨時就蝕廿蚊，因為個客就會走咗去隔離嗰間更抵食的連鎖食肆。

對於有說最低工資訂立後，就可以避免工資被無理壓低，亦可迫使業主減租。我可以話你聽，除非有大量食肆或中小企執笠，承租人大幅減少，業主才會願意減租，即係飲食業要先經過慘痛的淘汰賽。那些小本經營、流動資金小、發展未成熟的食肆相繼倒閉，工人進入失業大軍以後，租金巿場才會有新的調整。

有人話香港沒有最低工資，是導致貧富懸殊的主因。這總結混淆了當中複雜的問題，其實香港貧富懸殊其中兩個重要因素係：一、香港人口老化；二、來港定居的內地新移民累積增加，以致過去十年非技術性勞工人口有供過於求的情況，令該類工種薪酬失去議價能力。

我一直認為，要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應該從根源著手，增加低薪工人的工作機會及加強他們的轉型能力及競爭力，但一連串最低工資效應，首當其衝卻是生產力較低的弱勢社群，例如基層的家庭主婦或送外賣的長者。

須知道，香港飲食業為香港提供了許多非技術性工種，如果飲食業萎縮，非技術性工種減少，供過於求的情況只會更加嚴重，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只會如西方國家一樣，從未能因最低工資而得到解決。

主席，自由黨由原本不支持最低工資，後來又改為接受，轉捩點是特首在2008-09年度施政報告中聲明，條例的精神係防止工資過低，避免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當然包括避免中小企結業，在這些關鍵層面取得適當的平衡。

對於這個精神，我和飲食業都同意，特別是我們應該保障低收入員工。不過，要怎樣才取得平衡呢？我深信，並唔容易，很視乎最終拍板的最低工資水平。

但我必須強調，正如當局所講，我們是要避免工資過低，而唔係將最低工資等同於可生活的工資。

對於勞方建議，將最低工資進一步提高至可供養兩個人基本生活的工資，我希望大家要三思。這即係將做僱主的門檻更加提高，更多商機及就業機會就會被扼殺，這反而令向上流的機會愈來愈少，令只有實力資本家才可以做生意，其實係令巿場更加傾斜，不利長遠經濟發展及社會平衡。

主席，這條法例其實還有許多不善之處。我尤其擔心，最低工資實施後，僱主未必願意聘請生產力較低的僱員，特別是那些讀書不成、輟學搵第一份工的年青人。但當局最錯就係，參照英國法例寫這條草案時，抄啲唔抄啲，無同時引入英國為21歲以下青少年，設立打了折扣的最低工資。以英國經驗，這其實可緩衝最低工資的漣漪效應，大大減低對服務行業的損害，亦同時紓緩年青人的失業情況，故希望當局可以重新考慮引入。

另外，當局以時薪計算最低工資，令各行各業多年來以月薪計算工資的慣常做法，徹底改變。尤其是以往我地係僱傭合約都不用寫明膳食時間，如今卻因為當局提出修正案，刪去原有僱員「用膳時間」不包括於工作時數的條文，令致詮釋責任歸到僱主與僱員身上，僱主為免日後糾紛及訴訟，就只有自行與僱員重新寫過份合約。這將觸法大批更新僱傭合約潮。

惟一慶幸的是，當局最後接受資方建議，加入修正案豁免僱主不用紀錄高於某工資水平僱員的工資及工時，這稍為減省了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及費用。但我希望當局他日提交有關附屬法例時，就如何釐訂可豁免的工資／月薪水平，計算準則必須合理。

姑勿論如何，更改僱傭合約潮即將爆法，我促請當局，立法後全力推動各行業三方小組制定實務指引的工作，特別是最低工資影響最大的飲食業。當局務必在實務指引中解釋清楚有關法例細則，並在法例執行前廣泛宣傳，確保街頭巷尾的僱主都詳細明白，並且給予起碼一年寬限期，讓僱主有足夠時間更改合約。

我亦想趁機提醒飲食業老闆及管理層，必須深入了解這條法例，如果有唔明白的地方，可以搵勞工處或我。這條法例所造成的影響，大大超過上次強積金條例，因為上次都唔需要更改合約，但這條法例則對過去百年飲食業的僱傭模式、以及慣用的合約條文，將有好大的改動，故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否則隨時要付上刑責。

最後，我再次促請特首及最低工資委員會，在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必須確保工資不會過低的同時，亦要（一）避免非技術性職位流失，確保低技術、低學歷及中年或以上的人士有工作機會；（二）避免各行各業競爭力受損，確保可以持續發展；及（三）避免觸發倒閉潮，尤其是中小企，不要令它們倒閉。如果他日最低工資水平做唔到，自由黨係唔會支持的。

主席，我謹此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