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 訂定“標準工時”是每個“打工仔”也喜歡聽到的。我十多歲於美國讀書時，亦是“標準工時”的得益者，因為每間餐廳都只有兩個長工、十多二十個散工，所以很容易找到工作，特別是散工。我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 也享受到每周5天工作及40小時的好處， 讓我可以在工作以外的時間修讀工商管理系碩士課程。

我想說的是， 香港隨着最低工資立法， 會同樣出現兼職多於長工，情況可能會更壞。但是，可以肯定，一旦加入了“標準工時”，轉聘散工的現象會更白熱化。

有人指出飲食業已經聘請了很多散工， 無可能再請散工了。可是，市場是很現實的， 當引入“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兩個雙重“緊箍咒”後， 工資成本便會大大提高， 迫使有需要改變經營模式。

雖然飲食業營業時間普遍較長，但顧客較多的時段是在早市、午市和晚市， 順理成章便會按這3個時段重新分配人手和工作， 例如僱主會寧願花錢購買多一部洗碗碟機來洗碗，在午市和晚市改聘洗碗散工；酒樓不再聘用售點員，改以點心紙輔助；在繁忙時段多請數個兼職侍應；甚至簡化菜單，縮減人手。換言之，將會有越來越多這類低薪職位由長工變為散工。

我不是說飲食業的僱主不想給予僱員更多權益，而是很多食肆的老闆也只是賺取到一份工資。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即使在扣稅和折舊前，有超過兩成食肆是蝕本的，五成食肆是收支相抵的。所以，當工資成本大增， 便只會令我們這些毛利低的飲食業， 進入殘酷淘汰賽。

可以預期的是，飲食業將會步向兩個極端發展，有中央廚房的大型連鎖食肆及人手較少的家庭式小型食肆，將在市場中較佔優勢。可是，那些處於中間的中小型食肆便會不斷萎縮。

過去數年， 已有越來越多的飲食業投資者北上或到東南亞經營食肆。如果香港實施“最低工資”後，還要加入“標準工時”，豈不是進一步鼓勵資金撤走？

國際社會的確有趨勢試圖以縮短“標準工時”來推高就業率，以及增加“打工仔”的消費時間。可是，我看不見其成效，而且這個如意算盤是難以在香港打得響。

西方發達國家教育水平普遍較高，低技術勞動人口較少，許多國家甚至要輸入外勞來填補低技術工作的空缺。推行“標準工時”對大部分勞動人口的影響可能只是賺少一點， 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不會很大。

可是，在香港，低學歷、低技術或年紀大的勞動人口為數不少，15歲以上並只有中三或以下教育程度者高達三成，而且人口老化及內地新移民累積增加， 市場上低技術工人供過於求的情況只會日趨惡化。

如果推行“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 我們根本沒有對症下藥， 反會令更多低技術工種流失和散工化， 最終只會令更多基層僱員“搵朝唔得晚”， 甚至要多做數份工作才夠生活， 何來提高生活質素呢？ 何來多些陪伴家人的時間呢？ 所以， 不要以為有“標準工時”便可以促進家庭和諧， 兩者根本沒有必然關係。

雖然原議案指出訂定“標準工時”是會兼顧香港競爭力的，但我認為這是自相矛盾的， 有標準工時便必然會削弱競爭力。況且， 在“標準工時”下， 超過法定標準工時便要支付更多工資， 超時“補水”開支大增，有需要聘用較多人手和管理未夠完善的中小型企業便會受到沖擊。

我一直堅信“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只可帶給部分工人眼前的利益，但對香港整體經濟卻會帶來深遠的後遺症，大量競爭力較差的僱員和投資者將被迫離開市場。長此下去，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便只會更嚴重。

2002年， 經濟學者Bruno CRÉPON及Francis KRAMARZ發表論文時，便指出法國於1981-1982年度期間，先後提高最低工資5%及縮短“標準工時”1小時， 令原本超時工作的僱員， 職位流失了約2%至4%， 而低薪職位的流失更多，有約8%。可見，“標準工時”對弱勢社羣的打擊尤其厲害。

不過，最深遠的影響是“標準工時”令市場變得僵化，遇到風浪時便會失去防禦能力。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指出，1990年代日本經濟嚴重衰退，長達10年，原因並非銀行不願借貸，而是在於期間縮短了“標準工時”4個小時， 以及實行5天工作制等措施，令累積資本因生產力大減而完全透支。

我深信， “標準工時”較“最低工資”所影響的勞動層面會更廣， 殺傷力會更大。以醫生為例，如果醫生超時“補水”開支大增，香港公帑能否承擔所增加的公共醫療開支呢？ 我奉勸大家必須深思熟慮。

代理主席， 我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