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主席，我想借今次機會談一談我對功能界別的看法。

對於近年有很多同事為爭取選票而不斷把功能界別妖魔化、矮化、醜化和分化，我是很難接受的。余若薇議員剛才說香港現時的不和諧和貧富懸殊等問題，似乎都由於功能界別所致。我甚至覺得有時候，有些同事為求爭取言論曝光、激發民憤， 無所不用其極。

過去數月，在最低工資的議題上，我深受其害。大家都知道我多了一個花名叫“廿蚊張”，很多市民家裏可能都放滿了印有我肖像的20元鈔票， 這不由得不令我佩服公民黨。這5位大律師坐在這裏， 他們對法律的灰色地帶瞭如指掌，沒有徵得我的同意便成功挪用我的肖象印製在他們的單張上，以激將法慫恿市民向他們投票。在昨天議會上，很多同事談到我的“廿蚊(20元)言論”， 但無論我說甚麼， 他們都是不會支持的。

代理主席，其實你也知道，我從來沒有說過“廿蚊”，就這一點，黃國健議員便是最清晰的，他在公開場合說過張宇人從來沒有提出最低工資是20元的事實。可是，我是否就要支持直選，廢除功能界別呢？ 當然不是的。今次，我仍然想再說一次，把最低工資訂為20元並非我的立場。這不是自由黨的立場，亦不是飲食業的立場。事實上，我當天沒有跟業界開會，怎可說這是我的立場呢？ 我只是回應記者的問題，說政府統計處數字指最低工資定在20元是最沒有殺傷力的水平。可是，在鋪天蓋地的攻擊言論下， 真的是有理說不清。

就最低工資的政策，余若薇議員剛才也說過，我們在2004年、2005年及2006年也曾進行辯論。是很多年前，直至今天，我都說這是好心做壞事，只會令競爭力較差的弱勢社羣和投資者被迫離開市場，令貧富懸殊問題更嚴重。大家無須聽我的話，亦無須說我是“靠嚇”，只要看看有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國家的經驗，包括英國，貧富懸殊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呢？

有同事仍反覆強調我是為了飲食業的權益，甚至是跟地產商勾結而反對。那麼，我可否說支持最低工資的議員是為了爭取工人的選票，為了保持自己的議席而不理會弱勢社羣的死活呢？ 有朝一天， 這些低工資、低技術的員工因為最低工資定在33元而失去工作的時候，職工盟或公民黨是否會給他們工作呢？ 過去1年來， 在這個議事廳經常聽到同事說功能界別只會維護自己利益，令多項改善民生的政策未能通過，這是很不公道的批評。有很多功能界別同事都在這裏說過， 我也不想重提了。其實，把這些民生問題與功能界別存廢拉上關係，令複雜的社會問題政治化和簡單化，最終歸究是功能界別的責任，只會令市民和議會未能深究問題的成因， 不能對症下藥。

代理主席，很多業界議題與民生經濟是環環相扣的。例如當年周一嶽局長因為禽流感提出很多招數，陰乾了家禽業。他經常說大難臨頭，當時卻沒有人說他是“靠嚇”， 他還說是為了市民衞生， 其實是“斬腳趾避沙蟲”， 方便自己。但是， 這樣卻威脅了香港美食天堂的地位， 令市民從此要吃貴雞。

如果不是漁農業、零售業和飲食業全力抗爭，爭取平衡，鞭策政府與業界合作，我們今天不會有農場把新鮮雞直接送到零售銷售點，加強預防流感措施，堅持保留現時零售市場少量活雞售賣，今天可能連每天7 000隻活雞也沒有了， 香港的農場也沒有活雞飼養， 香港市民想保留用新鮮雞煲老火湯的習慣， 也難以繼續。

多年來，我提倡零紅酒稅，我感謝政務司司長在這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今年，香港已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二大葡萄酒拍賣中心，我相信不用多久便可以超越紐約， 為香港製造了很多就業和投資機會， 刺激經濟。為何這些政策不是改善民生的政策呢？ 昨天，梁君彥議員談了很多金融海嘯的情況，我不想重複。我跟方剛議員聯同很多批發、零售和飲食相關的行業，組成了抗金融海嘯大聯盟，呼籲業界簽署不裁員約章。

我不知道全世界有沒有這回事，但在香港便從沒有聽過。與僱員共度時艱有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難道地區直選議員能夠做到嗎？ 如果沒有業界代表， 又怎可以這麼快捷做到這件事呢？

當我們進入議會，便知道不止要關心業界的事情，我們還盡自己所能， 就其他社會議題發揮作用。正如《2007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草案》是由我提出修正案的，在英基管理局加入一個席位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家長，由全體學生的家長投票選出。這令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權益，可以充分得到回應。這項修正案亦得到不同政黨和界別的同事支持而通過。

我在2004年參選立法會時，我有兩位挑戰對手，其中一位對手公開批評我在議會內做了太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審議“校本條例”，所以我不適合當飲食業功能界別的代表。我亦不想重提為何與民主黨要花很多年來審議“校本條例”，這正好告訴大家，作為議會議員，我們不是在功能界別便只顧功能界別的事情的。

代理主席，我不敢說功能界別議員特別能幹，但直選議員負責的範疇可能太闊，有太多工作，我不知道，他們未必能徹底瞭解我們業界的需要。由於我們對業界的需要和實業操作比較熟悉，更能提出具體的建議，促進營商環境和吸引投資。其實，在我這10年的議會經驗裏，曾處理過不少地區直選議員轉介一些他們未能處理的飲食業問題。我處理過很多問題，一些原本求助地區直選議員，但卻一籌莫展，而與飲食業有關的問題， 直至我參與才能成功解決。這亦反映了功能界別議員的作用。其實，我的業界有19 000個牌照， 有二十多萬員工， 他們都是香港市民， 跟他們工作有甚麼問題呢？

功能界別議員是一道橋梁，把不同界別的聲音，以及專業人士帶入議會，協助平衡社會各界的權益和需要。況且，30個功能界別議員都代表納稅的羣體，例如醫生、律師、教師、零售界等，他們都是香港市民的一份子，包括我代表的飲食業。雖然有些同事說這是很少數，但我有10萬選票，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覺得飲食業是一個人的畢生投資，我相信他們的聲音和意見是應該得到尊重的，亦要帶入議會，得到充分討論。

代理主席，其實，每個制度都有長處和短處。我們說很多西方國家很好，有全民直選，其實亦有自己的問題，很容易墮入民粹主義，派發太多福利，負債越來越高。大家最近看到德國和英國都有問題，美國更要發鈔解決問題，“金豬五國”現在仍有危機，這些都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國家。這是否每次選舉也派東西，於是要發鈔補救，最後，沒有人願意借貸又如何處置呢？

數年前，以色列的議員到訪，我和劉慧卿議員與他們見面。劉慧卿議員介紹我是功能界別議員， 還罵香港的功能界別是很“戇居”的東西，是香港獨有的。這位以色列議員是一位女士，她在美國讀書，然後回到以色列。她的答覆頗有趣，她說每個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有其特色，全世界沒有而香港獨有， 又有甚麼問題呢？ 甚至說以色列選舉總統亦很特別，是與別不同的，亦是這樣選，有甚麼問題呢？ 所以，當我們談到某個國家的制度時，英國有上議院和下議院，上議院仍然有委任議員，亦有世世代代的爵士在其中。美國有眾議院和參議院，為何參議院是一州兩票，而不是如眾議院按人計算，這便是他們的制衡。其實，每個選舉制度都有不同和特別的情況，我不明白如果一些政黨認為功能界別沒有存在價值，為何又派人參選呢？ 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關於功能界別的問題，我不知道她有否問過吳靄儀議員，從她獲得答案。外面有人說他們的是“又食又拎”的態度， 我未必認同“又食又拎”的說法， 但是否正確，我便不予置評。雖然我未必同意社民連的同事在議會的行為，但最低限度他們是實實在在的， 不同意功能界別便不參選。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說的是，自由黨支持今次政改方案，在2005年亦支持當年的方案。你已說過，我不重複了。我只想談談個人感受。其實，區議會議席的改良方案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對自由黨一點好處也沒有， 我們就這5個區議會議席可能連入場票也沒有， 但我們仍然支持這項方案。雖然自由黨的黨友在上次地區直選全軍覆沒，兩位同事都輸了，但他們在這兩年仍不停在地區工作，他們亦繼續嘗試，在地區扎根，我很佩服他們的毅力，亦希望香港的中產階級和中小型企業多點支持自由黨在地區上工作的同事，希望他們能透過直選取得更多議席。我支持政制向前走， 亦寧願摸着石頭過河， 也不希望一步到位。

代理主席， 我謹此陳辭。